□ 刘日升

　　1949年10月1日，在娄底一个贫苦的家庭中，一个婴儿迫不及待地呱呱坠地，这就是我。

　　我的父亲非常高兴，说，这孩子的命真好，赶上了好时代，我们这样贫苦的家庭企盼祖国像旭日东升，繁荣昌盛，为纪念这伟大的时代和寄托我们祖祖辈辈的企盼，就叫他日升吧。

　　从小，父母亲给我灌输的是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思想;给我倡导的是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精神;要我崇尚的是为人正直、热爱集体、关心别人的风范。由于耳濡目染父母亲的优良品德，从记事起，就宁愿自已吃苦也不唯利是图，有一颗处处想争一流的上进心。在学校读书，我成绩名列前茅并担任少先队的大队长;寒暑假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不怕吃苦，勤奋好学，犁、耙、插秧等农业技术难度大的功夫样样精通，深受老农们的赞赏。

　　1964年，当时的涟源县(当时的茶元公社属涟源县娄底区)开展了全民上阵兴修水利的运动。为了早日完成白马水库及其灌渠的任务，生产队的男劳力几乎都上了阵，只留下妇女及老、弱、病、残留守村寨，好多人家因无人挑水而用茶壶到井里提水吃、用。我凭着火热的心以稚嫩的肩膀毅然地挑起了帮人送水的担子。每天要挑几十担水，灌满家家户户的水缸。肩膀压肿了，皮磨破了，但看到慈祥的老爷爷、老奶奶脸上荡漾着一串串笑波，我就心满意足了。

　　1965年，我们生产队由我倡导成立了全公社第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我被推选为组长。我们8颗年轻的心凝聚在一起劳动和学习。学习小组用于学习(那时的照明用的是煤油灯)、宣传、办墙报的费用都是我勤工俭学得来的，没有增加生产队一分钱的负担。我们的积极性可高啦，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我们8个小伙伴挑起箢箕、背起工具上山刮山蔓皮或拾狗粪为队里沤肥用。生产队也把学习小组看作突击队，什么难事都交给我们去做，所以我们在生产队里威望很高。那时候是挣工分吃饭，我们小组的每个成员从不多要生产队一分工，出工以外的全部活动都是义务的。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1969年，我想当兵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我格外珍惜这难得的机会，新兵连集训和通讯兵业务集训，我浑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劲。由于水土不服、训练强度大出汗多，衣服从没有干爽过。我和我的一些战友身上多处长癣和疖子，但我们全然不顾。别人休息了，我还在整理笔记，复习课堂所学的知识;别人上街玩去了，我不是在炊事班帮忙就是在打扫环境卫生。两次集训，我均以全优成绩结业。回到广州警备区机关直属队以后，我工作更加努力，学习更加勤奋，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或受嘉奖。1971年7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以后，我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对自己的工作、学习、思想作风要求更高了，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我从入伍到转业，总共只探了两次亲;第一次是参军第八年，第二次是第十三年，两次探亲都提前归队。在对越反击战期间及其前后，我连续值班45天，没有离开过值班室一步，收发几百份秘密等级以上的密码电报并承担翻译工作，及时、准确、迅速地送达首长和各个部门，深得首长和机关的好评。在部队工作期间，我先后从事通讯员、班长、收发员、参谋、干事、秘书等工作，不论在哪个岗位工作，都十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得到各个部门的夸赞。

　　作为共产党员，必须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时时、事事、处处服从于党的利益。1982年，党中央提出精简整编部队的号召，我第一个报名响应党的号召，请求到地方工作。12月，我从部队转业到娄底地区文化局工作。

　　虽然我转业到地方工作，但在部队养成的吃苦耐劳精神和作风未变。我兢兢业业地为党的文艺工作服务，为文化建设事业作贡献。1994年我到办公室工作以后更加细致、勤奋。人家还未上班，我就把办公区域打扫得干干净净、冬天把炉子烧得暖暖的等待同事和领导来上班;厕所堵了，顾不得水臭粪涌把它掏通;屋面漏水，顾不得危险，自己动手修整。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同志们和各级机关的认可，我3次被娄底市政府授予优秀(先进)工作者称号并立三等功1次，连续几年被机关评为优岗，提前晋升工资。在理论研究、新闻报道、信息传递等方面我也取得了优异成绩，先后被聘为《中国文化报》《文化月刊》《文化时报》等报刊的通讯员。并分别被《中国文化报》、省文化厅评为优秀通讯员、优秀信息工作者。每年均有几十篇研究论文、调查报告、新闻、信息报送或发表或采用，并多次参加了全国、全省、市里召开的理论研讨会，论文也多次宣读并获奖。

　　由于我有勤读书报、勤作笔记、勤做调研、勤于写作的习惯，不管是在位还是退休，我过得都很踏实。为了洞悉天下大事，我每年都要自费订阅几百元钱的书报刊供自己学习，《光明日报》《新湘评论》《娄底广播电视报》是我的首选。每天做完家务。看完国家、省、市电视新闻节目，就坐下来安安静静地读书学习;从2002年开始，我逐渐养成了做笔记的习惯，从那时至今，我每年都要做10余万字的笔记，把我认为的好文章或名言警句都做好摘抄。2015年底，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新湘评论》赫安社长、总编带领一行人来娄底做学刊用刊发刊调研，我作为自费订刊者应领导之邀参加座谈会。会上，领导要我谈谈读、用该刊的体会，我在会上谈了读《新湘评论》的深切体会、建议。赫社长当场约我写篇稿件并拿去了我一个笔记本。我写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一文发给他。2016年第2期(总第182期)《新湘评论》发表了我的文章并做了按语。为了扩大自己的视野，增加知识，我还没有退休时，就利用节假日、星期天和我的朋友、同事(均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深入到基层、群众、墟场、原生态文化中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写了大量的调研文章，在《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上发表的有关梅山文化、湖湘文化、地域特色文化的论文13篇，参加国家、省、市级学术研究会上的论文11篇。2010年退休以后，应一位领导和朋友之邀在市直一家重要部门和市级机关做文秘方面的工作和协助编写书籍，我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如饥似渴地学习并虚心请教，使我的知识积累更加丰富、作品内容更加丰实;退休后，闲不住，就喜欢用笔写点什么。我的论文《曾国藩的藏书思想及读书理念形成述略》于2010年被《天一阁文丛》第四辑收录;论文《从曾国藩日记〈世间尤物不敢妄取〉看其廉政理念及践行》于2014年被第七届中华廉洁文化论坛评为二等奖;论文《发展本土特色文化优势才能保持广场文化活动活力》于2010年参加国家文化部举办的中国广场文化论坛并被评为二等奖;论文《君子文化中的诚信探析》于2018年参加中国在长沙举行的第四届君子文化论坛;论文《郭嵩焘、刘蓉、曾国藩的君子之交与金兰情探究》在2018年参加全国在湖南湘阴市召开的“郭嵩焘诞辰200周年”研讨会;论文《略论李续宾的德行操守》参加2018年在涟源市举办“李续宾与晚清湘军”全国学术研讨会。通过调查研究，虚心学习、请教，并整理记录，已经积累了湘中区域内“赞土地”说唱词和民间传统耍灯舞狮说唱词25万余字;对晚清湘军作了探析研究，有《晚清湘军娄底籍将领探寻》一书书稿，约100万字;《杨家滩地区晚清五杰》一书30万字书稿;《陕西巡抚刘蓉》一书书稿20万字;《晚清重臣、多任总督杨昌濬》及(《五好山房诗稿》校点)书稿约10万字书稿;家族研究《槠山刘氏家族》研究书稿30万字。尽管这些书稿并未成书印行，把它当作史料传于后人，亦是有益之事。

　　2015年，全市进行机构改革，老干党支部改选，我被选为党支部书记，现机关离退休党支部(2019)有党员50人，设支部委员5人。做人的工作，特别是做党员的工作不是我的强项，但没有办法，他们对我有期望和希冀。我国古代有一位先贤说过：“凡成大事者，必作于细”。我们支部5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分工协作协调，见工作、见困难争先恐后，唯恐不及;如果稍有成绩，则摇手相让。党的建设是大事，我们支部成员一直在努力，也一直很努力，编刊物、搞卫生、做宣传，一个个大显身手。我们的党员队伍也很不错，他们对党支部成员的工作，既有包容，又有体谅;既有建言，又有献策。2018年，市委老干部局在创建“离退休示范党支部”的检查考核中，给了我们鼓励、指示、评价和肯定，增强了我们的积极性。所有这样这些，都给我们增添了强劲的思想动力。

　　我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既没有炙手可热的职权，也没有高贵的家世和背景，只靠自己的勤奋进取来证明真实的人生价值。我的座右铭是：把人格看得重些，不溜须拍马、不阿谀奉承、不同流合污;自信不自负、自珍不自赏、自立不自私、自尊不自傲;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摒弃奢望、陶冶情操;生活中的事，得之不喜、失之不忧，清心寡欲、知足常乐;扎扎实实工作，堂堂正正做人，无愧于自己、无愧于他人、无愧于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