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杰伟

　　我七八岁就开始干农活，回想起来，并不觉得干农活是怎样的累，反觉得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正是干农活的少时经历，养成了我勤劳、吃苦、朴实的品格。

　　刹牛草

　　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后我跟生产队的哥哥姐姐们到我家对面的金子寨山上去刹牛草。一同去的有十五六个人，大家一路说笑，很快就到了金子寨，割草时也是说说笑笑的，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小小的扎刀。

　　哥姐们说说笑笑，穿插在荆棘杂草灌木丛中，如履平地，轻松自如，说谐打笑，甚是亲切。多年以后，我都在回想这样的集体劳动的场景，觉得是那么温馨美好。

　　不知不觉，天就黑了下来。生产队的人在院子里用手掌弯成话筒状对着山上喊话：“刹牛草的回来吃晚饭啰——”有些就由家长直接喊某个人的名字。毕竟这么晚了，山上有野兽，家长到底有些不太放心。

　　这时候，我见哥哥姐姐们已经“杀”了一大捆牛草，深的有五六尺长，他们折两根长条的乔木条打个结，做成一个缚条，就把牛草捆了起来。要双手使劲才提得动。

　　我再看看我的手上，只有可怜兮兮的一把。我感到自卑、惭愧，没有面子。几个姐姐哥哥就给出了一个主意：到草里边放一个石头，这样打秤一些。我不知他们是使坏还是关心我，但我感觉他们一直是关心我的，就听了他们的，在草把中间安进去一个巴掌大的石头。可是，由于我捆草的技术不好，快走到生产队称草的地方时，缚条散了，不但石头落了出来，一把草也散了架。我只好把草一根一根捡起来，抱着来到了称草的地方。看到我抱着牛草走过来，生产队的哥哥姐姐们一个个微笑着，马灯的光照在他们脸上，不是他们是嘲笑我还是觉得我有趣。哥哥姐姐们一个一个排队秤草，有六十多斤的，有四五十斤的，再不济也有二十七八斤。他们称完了，开始称我的。我的草由于没有缚好，不能用秤勾着称，临时给我找了个篮子，把草放到篮子称。一过秤：一斤六两。大家都笑了起来，我沮丧到了极点。

　　踩打谷机

　　我高中毕业时是“八零后”的第一年，17岁的我意识到肩上的担子将更重了。我的两个哥哥不爱农活，都没有在家务农，但也没有正当职业，在外面或搞“副业”或做小生意谋生。传统思想比较浓的父母对他们的状态是不满意的。父亲是退伍军人，先后当过大队民兵营长、大队长、公社园艺场场长(七十岁那年又被任命为村支书)，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地干农活的农民。而生产队是按工分分粮食的，我想我已经十七岁了，还有妹妹在读高中，感到父亲的压力很大，应该多为家里争些工分。于是，我就干一个全劳动力的活。

　　暑假是“双抢”季节，“双抢”时最累的活是踩打稻机，工分也最高，是一点五个工分，抱禾穗(就是把割下来的稻穗抱到打稻机边上)是一点三个工分，拾稻穗(就是把稻穗递给踩打稻机的)是一个工分，割禾也是一个工分，捆草把(就是把脱完了谷粒的秸秆捆成把子)也是一个工分，挑稻谷、晒稻谷都是一个工分。

　　我就抢工分最多的活干，主动要求踩打稻机。踩打稻机是两个人同时踩的，这活以前都是生产队公认的最壮实的劳动力干，因为两把稻穗放到滚筒上，全部靠脚力踩动滚筒，脱掉谷粒，那是需要不停地使劲的，稍一松劲，滚筒就会停下来。大多是水田，一把(其实就是一小捆)稻穗拿到手上，连穗带水，潮湿潮湿的，力气小的，只把稻穗往脱粒滚筒上一摆，打稻机就停止了转动。没有足够的力气干不了这个活，而且一个上午要踩四个多小时，要打几丘田的稻穗，没有任何辅助动力，那真是连吃奶的力气都要使出来的。一般人根本不敢报这个名。一个力气不足的人，报了这个名也没有人愿意与他搭档。有力气不使(生产队的话叫耍奸使滑)的人，也没有人愿意跟他搭档。

　　所以我报名踩打稻机的时候，生产队的几个壮劳力都沉默了好一会儿。当时生产队里壮劳力不多，好几个壮劳力都搞副业赚活路钱去了，能踩打稻机的没有几个，生产队长于是同意了。

　　第二天抢收，我把打稻机踩得呼呼直呼，滚筒转得飞快，谷粒脱得干净。即使两大捆稻穗压下来，打稻机依然后劲十足，看到这情景的人都很兴奋，都觉得我这个后生子不错。晚上记工时，跟我搭档的陆星感叹地说：“跟杰伟踩打稻机很轻松!”后来半个多月里，几个壮劳力都争着要跟我搭档踩打稻机。都说我有身力气，其实也是表扬我舍得出力，不留余力。十七岁的我拿了生产队最高的工分。

　　插 秧

　　收割完稻谷只能算第一“抢”，接下来是另一抢：抢插。晚稻要抢在“八一”之前插完。抢收抢割这才叫“双抢”。那时候的“双抢”，公社干部都要到生产队来帮忙的，学校的公办老师也到农村来帮忙(民办老师当然就回家干自己的农活去了)。此前插早稻的时候，学校都要放一次专门的“农忙假”，因为早稻要在“五一”前插完。那时没有“五一假”的概念，但“五一”之前有七天的农忙假。

　　插田没分那么多的力气等级，只分男女性别。男的做一天记一个工分，女的做一天记零点七个工分。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就学插田，给我记零点三个工分。那时一个工分值三角钱，我干一天的活值九分钱。

　　我是个大笨人，干笨活重活可以，干轻活就差劲了。插田是我最不擅长的事。腰一猫下去，就失去方向感，莳的禾不成行，弯弯曲曲又转回了原地。

　　唐朝的布袋和尚有一首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依照我国民间的说法，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的化身，时常背着袋子行走社会各阶层行慈化世。有一次和农夫一同干农活时，心有所感，因而做了这一首诗。写这首诗的布袋和尚生卒年不详，但这首诗却流传甚广，当时跟我一起插田的农民都能背这首诗，一边背还一边赞叹。

　　但我感觉这位布袋和尚是位插田高手，他插田时非常潇洒，也非常有方向感。而农民兄弟我向朗诵这首诗时，我简直感觉是在嘲笑我。因为我插着插着就插弯了，不管别人怎么教我都不会。生产队的人就送了我一个“摞子匠”的外号，我至今也没弄懂摞子是什么玩艺。据老辈解释，就是过去推着一个石滚筒打米的工具。就是不断转圈的东西。这玩艺儿我只在电视上见过。我感觉莫大的屈辱，也就不再去插秧了。

　　挑大粪

　　插完秧，就要给田施肥。没有别的肥料，唯一的肥料就是大粪。每家每户的粪坑就是肥料的来源。

　　为了保证粪水不流外人田，生产队里曾专门开会讨论，要求生产队的人不能到外队的人家里去解手。即使到城里办事，也要尽量赶回来拉。

　　挑大粪也是成年壮劳力的活，我一样抢着干。由于我踩了打谷机，也就争得了挑大粪的资格，我挑的大粪是满满的一担，路上不摇摆，不掉粪，一点一滴都用粪勺施到了田里。壮劳力们挑一担，我也挑一担。决不比他们少挑。有一天晚上，我由于看书看得太晚，第二天醒来时，见太阳已经出来了。于是我翻身爬起，挑着粪桶来到一家粪塘边，听壮劳力说已经挑了九担，再挑两担就回去吃早饭了。我硬是一连挑了十一担满的施到田里，只比壮劳力们晚休了半个小时左右(好在那时吃早餐的时间有一个多小时)。因为他们挑一担要休息一会儿，我却是连续不停地挑。就这样，我一担也不落。那年暑假的七月份，我挣了五十七个工分，在生产队的壮劳力中排第一。生产队的人个个称赞。我堂姐是当地的一枝花，我伯父是公社书记，所以我堂姐是不干农活的，她看到我晒得像个虾公，墨黑墨黑的，一看到我就笑，夸我劳动观念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