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涟源市教育局 刘少平

　　1940年，我降生在一户普通的家庭，一个重男轻女的时代。父母生育了五个孩子，其中有四个是女孩。我4岁丧父，在苦水中慢慢长大的我，主要任务是学着帮母亲做家务，每天上下午各扯一篮猪草或放牛。

　　每当我扯满篮子的草，回家路过村校时，见我的同龄伙伴们坐在教室里听课，心中很是羡慕。我常躲在室外或窗下“偷听”学字。一天，母亲摘菜回家恰好也路过村校，发现我蜷缩在窗下，含泪将我牵回家，放下农具和菜，将“犯错”的我拥至胸前：“你想读书?”我点点头后将偷听学来的字背给母亲听，然后鼓起勇气说：“我也要读书!”母亲沉默未答复。我只得默不作声地离开做事去了。我知道母亲肩上的担子太重，我渴求读书是奢望。

　　后来，母亲顶住“没父亲的妹子何不送掉几个，反正养大也要嫁出去的，迟早是别人家的……”这一类闲言碎语，终于将11岁的我送入村小读书，母亲用自产辣椒、鸡蛋抵交我的学费。

　　我能读书了，很高兴。在自己新书的扉页上认真地写上“努力学文化”五字。我很珍惜自己的读书机会，每节课后的15分钟，都用来做课后练习题，完成当天作业。放学后我再去放牛、扯猪草。当然，我的学业成绩永拿班上第一名。并享受了每期5毛钱学杂费的减免。四年初小功课三年读完(班主任吴老师让我跳了一个三年级未读)。

　　后来，我于1955年考入砂石完小，1957年考上涟源五中，1960年被保送读师范。学校距家的路程越来越远，学习任务越来越重。但我从未畏缩过。因为我深知，自己是一个没有了父亲的女孩，母亲送我读书，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比别人更多更艰辛。我很知足，很努力。

　　在五中读初中时，学校距家有40多里，每次放月假回家都要翻山爬岭，回家拿米讨菜，确也有点吃力。母亲为不影响我的学习，让我多读几句书，她就负责每月给我送钱粮。又一个月的周六，她跛着腿照例送米来。原来她在稻田治虫时，腿被玻璃划破感染了，红肿一大片。可是她担心我无米充饥饿肚子，仍带痛按时送米来学校。

　　那晚，我将母亲留宿学校，自己心里难过极了：母亲太累太苦了，她肩负着沉重的家庭担子，为一家六口的生计操劳奔波，还要来回80多里送钱物。我流着泪对妈说：“妈，下个月我回家讨，你就别送了。”“傻孩子，乡下庄稼人，有谁的腿脚没被虫咬钉子碰过?你要听妈的话，安心读好书。”接着又慢慢说：“平子，家里的事有妈挺着，不用你担心，你只管多认几个字。书读书自己肚子里，别人借不去，强盗抢不走，好处是自己的。在别人眼里，妹子读子没有用，大点就嫁出去了。在妈的心目中，伢子、妹子都是妈的心头肉。平子，你要努力，妈就是讨米要饭也送你读。直到你考不起学校为止。你要为女人争气，要做一个有出息的女孩!”

　　母亲促我读书，要我做有用的人。我将母亲对我的教育牢记在脑中，珍藏于心底，一辈子与书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虽然我至今还只是一个中专生，但我学习的步伐从没停止过。每天工余饭后，我都会看几页，出差时，也会带书在车上阅读。

　　退休后，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学习条件好多了。我常年订阅《娄底广播电视报》《快乐老人报》《家庭医药》等六种报刊。还备有古今伟人、名人名著、选集等三大书柜。同学、同事、好友赠送的自著作品也一一认真阅读。这些书报杂志让我受益匪浅。我的住房里，从客厅的茶几上到卧室的床头柜面，到处堆放着书报。正如儿子的同学梁先生到过我家后，有感而在他文中言“……堂上伟人像，画墙松梅菊，放眼无长扬，陋室满藏书……”。

　　我每周有去社区活动室或图书馆的习惯。有摘抄国家大事、世界大事的爱好。比如“历届党代会”“历届亚运会”“奥运会”、世界历史上的最大灾害，像地震、海啸等等资料，我都抄录、剪裁、保存。还将抄下“经常念错的100字“正音后印发给晚辈，使他们能正确念中国汉字，将不常用的生僻字“犇淼焱……”等抄录于本上便于看到时解难。

　　小时候，我渴求读书。读了书后，我又梦想着自己写的不雅文字能有一天变成铅印字，与他人无须见面也能交流。直至80年代，涟源广播站发证聘我为《涟源广播电台通讯员》起，我更爱书写作了。自认为以书报为朋友的选择没有错。

　　几十年来，书报一直伴随着我，使我足不出户就知天下事。我从书报获取百科知识，提高业务水平和办事能力。书报知识的指引让我走好了人生路。当年我村18个同龄的女孩子，唯有喜欢读书学习的我，走出了偏僻的山村。

　　我也鼓励教育儿女孙辈，多读些书，争做有科学文化知识的新一代。他们比我的童年幸福多了，大家庭中有十几个儿女晚辈，都在优越的社会环境中，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升了博士。现在，我最小的孙子也由国家培养读研了，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正努力拼搏着。

　　我知足了，书报知识的引领，让我家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