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一个美丽的小山村，群山环绕，农田和耕地就像一块块形状不规则的豆腐，嵌在山坳里，镶在岩缝中。出门干农活，时而爬峭壁、下陡坡，时而跨水沟、钻荆棘，少有的几段平路也是弯弯曲曲的山石路，或是狭窄湿滑的田埂小道。所以，扁担是山里人离不开的朋友。

　　老宅堂屋里留存着一条老桃木扁担，两指厚，四指宽，两端被压弯了，中间向上拱起，即使布满尘埃，也依然泛着油光，父亲是唯一驾驭过它的人。漫长的岁月中，扁担压弯了父亲的背，也让他修炼出了一颗坚韧而鲜活的扁担心。

　　扁担上的担当

　　有一年，红薯大丰收，母亲欣喜地在地里刨红薯，父亲则用扁担将一担担沉重的红薯挑回家。临近立冬，母亲和我都穿上了薄毛衣，父亲却只穿一件打过补丁的单衣。挑担前，他先将衣领往下拉了拉——露出后脖颈上的小块肌肤，以免扁担把衣服磨烂。

　　挑担走平路和下坡时，父亲将扁担全部压在那块外露的皮肉上，半低着头，两手抓住左右筐架，小快步向前走。这时，后颈部皮肉会扭曲在一起，形成一道道心酸的弧线。开始爬坡时，父亲会将扁担缓缓移到左肩，左手扶住扁担头，右手扶住后筐，把头低得更低，缓缓地向上移动着步子。随着坡度的抬升，他口鼻里一呼一吸的间隙越来越长，脚步移动得越来越慢，小腿颤抖得越来越厉害，脚踝处爆起的青筋若隐若现。童年的我，无数次陪着挑担的父亲爬过那段长坡。爬上坡顶后，父亲放下箩筐，让我坐在一块干净的大石头上，或指着远处的山峰，为我编一个神话故事;或讲一段鸡汤型的历史故事。有时，他会钻进草丛，为我采几朵野花，或用狗尾巴草扎一只蝴蝶。爬坡的辛苦似乎在这样的互动中消逝了。

　　无数个日子里，父亲就这样默默地用扁担扛起家庭责任心，挑起对生活的信心，将一担担辛劳融化在时间的褶皱里，将快乐与希望留在我们心中。

　　扁担下的父爱

　　农闲时节，乡里人爱搞些热闹，有的男子汉爱聚众打牌。父亲也善玩牌，但不贪恋，他更爱听戏、看电影、赶集，或陪母亲看些闲书，或一起外出消遣，但从不会抛下任何一个儿女在家。

　　小时候，我和妹妹经常被父亲放进两个箩筐，挑着赶十多里路去听花鼓戏或看电影。妹妹略轻我几斤，父亲总在她那个筐放上一个砖头。年少不谙世事的我们总是兴奋异常，在筐里扭来动去，扁担便在父亲肩头晃来荡去，却从不见父亲恼怒半分，只是用他宽大的双手紧紧抓住两个筐，生怕筐架从扁担头脱落似的。母亲打着自制的火把或手电筒，踩着小碎步，跟在后头，或许是为了分散我和妹妹的注意力，她会和父亲讨论电影或戏曲。我们姐妹从小亲密无间，不用努力证明自己而去争夺父母的爱，长大后仍有种无可取代的默契，这得益于父亲用那条老扁担传递的不偏不颇、一视同仁的爱!

　　扁担中的牵挂

　　我们姐妹陆续入城谋职定居后，老扁担仍常与父亲为伴，往返于老家与城里之间。八十年代，乡里来市区一趟可不容易，翻山越岭，乘机帆船，爬绿皮火车。老扁担陪父亲送来无数袋杂粮和瓜果。

　　九十年代，修了公路，通了班车，只需走一小段出村的山路。老扁担虽无需再陪父亲爬坡翻岭，可承受的分量更重了，物种更多了。父亲总说：现在不需要挑担走远路，多挑点也不费累。后来，妹妹远嫁，父母随我们入城居住，虽没机会在家生产土特产，父亲仍会定期回乡采购，照旧用扁担为妹妹一家送去同样的牵挂。有一回，我送父亲赶火车。我拦下一辆的士，但狭长的扁担放不进后尾箱，也塞不进后座，好不尴尬。我劝他弃扁担而行，他硬不肯，只好改搭公交车。车子一到站，父亲迫不及待地猫好腰，笨拙地将两个大麻袋挑上车。放下袋子后，他撅起屁股，轻轻地挪动着麻袋，确保它们不被挤压，不会倾倒。再将原本平放着的老扁担抓起来，握紧在手中，挨着窗户框竖放好，生怕它会溜走似的。“你不怕城里人嫌你挑着扁担土里土气吗?”我忍不住问道。“不会吧?反正，我自己不嫌弃自己就行了”，父亲淡定地答。暮年之际的父亲，不断用扁担运送着一份份离别与牵挂。

　　如今，公路入村，小车入户，再也无需肩挑手提，父亲的扁担已被遗弃在老宅中。然而，父亲用扁担挑起的责任与担当，传递的爱与情感，如同一股暖流滋养着我们几代人。父亲的心就像扁担一样，坚韧，温暖，有份量!(成省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