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宇明

　　说到教育，某些人动不动就想到老师的学历、教育技巧、耐心、包容度之类，这些东西自然也很重要，拥有了它们，起码可以排除相当数量的“教育地雷”，但在我看来，与有心的教育相比，老师们举手投足潜意识呈示的精神、气度、人格、素养等等更值得重视，它们更能长远地影响学生的心灵。

　　某年深秋，北大一些学生去看美学老师朱光潜，见院中积了一层厚厚的落叶，学生找来一把扫帚，想替老师清扫。朱光潜阻止说：“我等了好久才存了那么厚的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这个记忆比读许多秋天的诗更生动、深刻。”

　　读了这则故事，您想到了什么呢?是浪漫、高雅，还是趣味、情怀?肯定都是。但我想到的有点不一样。朱光潜先生做了一辈子大学老师，他的这种生活观念实际上暗含了一种教育：热爱大自然的美好。

　　1929年，林语堂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过一年英文课，开学第一天，他带来一个皮包，皮包里是满满的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给学生享用，课堂一时之间变成了茶馆。不一会，林语堂开始讲课，他用简洁流利的英语大谈吃花生之道，随后将语锋一转：“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生。”教室里顿时爆发出一阵狂风骤雨般的笑声。

　　在东吴大学兼职的时候，林语堂34岁，此时他在学界、文坛已经有很大的名气，他28岁即任北京大学教授，后来又做过厦门大学文学院长、中央研究院英文总编辑，业余还写了一批很有影响的随笔、杂文。然而，他没有高己卑人，始终以朋友的态度待学生。我相信，只有上过他的课，学生们就可以从其人格里学到一些东西。林语堂在东吴大学上课从不点名，来的学生却越来越多，就与他的这种人格感染有关。

　　想起蒋梦麟的事来。“三·一八”惨案后第五天，北京各学校、社会各界人士齐聚北京大学操场，为遇难者举行万人公祭。时任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和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罢潸然泪下。面堵此景此情，全场师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校长既是整个学校的管理者，也是一所学校教师的“总头儿”，蒋梦麟在会上作这样的表态，只是源于真实的情感，决无哗众取宠之心，也无教育谁之意，但它客观上却让学生懂得了至关紧要的两个字：悲悯。

　　或许，老师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一方面，他们被职业赋予了管教人的权力，应该努力钻研所教学科的知识，同时还得精通教育学、心理学，以便自己既能教书，又能育人;另一方面，他们必须拥有高尚的道德、丰富多彩的心灵、高雅的情趣，可以“行为世范”，一个人选择了做老师，也就等于默认了与社会“签订”的这种无字契约，毕竟，老师与学生打交道时的一些行为就算不是在进行教育，客观上也会形成对学生的“召唤”，使他们有意无意去效仿。

　　古人有句话叫“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原因很简单：学问渊博的经师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强化训练而形成，而人格高尚的人师却必须依靠一辈子的品德和才华的修炼才可抵达，这不是一般人敢于选择，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坚守到底的。

　　无心之教，恰恰是古今“人师”的拿手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