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宇明

　　2021年1月10日清晨，90高龄的沈昌文在睡梦中去世。消息传来，许多学人和出版人都在微博和朋友圈发文悼念。沈昌文是当代著名出版家和文化学者，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曾任三联书店的总经理和《读书》主编，将当时一批最有人文理想和思想深度的人团结在《读书》麾下。他的著作不算多，仅有《阁楼人语》《八十溯往》《也无风雨也无晴》等散文随笔集，却深受读者欢迎。曾与沈昌文共事多年的《读书》前主编吴彬评价这位老朋友时说过如下一句话：沈昌文“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

　　说起沈昌文的“愚”，确实有些故事。

　　出版商大抵喜欢标榜自己的“文化情怀”，即使预感某部书推出之后非常畅销，在与作者、读者打交道时，也会极力淡化其中的商业追求。沈昌文不是这样，他开口闭口：“我是商人”，从不讳言自己做出版想赚钱。他设计的“《读者》服务日”专栏中起的笔名叫“金香”，与之对应的自然是“铜臭”。沈昌文不仅口里言钱，也懂得用赚来的钱改善大家的工作条件。他早早为《读书》编辑部添置了复印机、传真机，这是当时的人民出版社大楼里独一无二的现代设备，还买来电磁炉、咖啡壶煮咖啡招待大家。

　　沈昌文从不自称知识分子，也毫不避讳自己银楼伙计的出身。他14岁从初中辍学，18岁考上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一边读书，一边做事，最后还是没有将大学念完。换了别人，进入新体制，一般会先去弄个文凭，就算是速成的也行。沈昌文没走“寻常路”，他只在乎个人干事的能力。1951年，他进人民出版社做较对员，后来做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走上三联书店掌门人的位置，都保持了原来的学历“底色”。

　　或许是特殊的经历所致，沈昌文用人也鲜明地体现了不看文凭看水平的风格。《读书》编辑最初四个人，除了主编沈昌文，其余三位都是女性，调来编辑部之前，她们一个是工农兵学员，一个是油漆工，一个是图书管理员。用当事人之一的赵丽雅的话说：“四个人，一半没受过系统、正规的高等教育，一半根本就是勉勉强强的中学毕业”。赵丽雅(扬之水)就是上面说的那个图书管理员。她中学毕业之后下过乡，回城后在王府井果品店做过售货员，开过卡车，卖过西瓜，后来进民间文艺研究会图书馆，博览群书，能写一手好文章，被沈昌文调进《读书》编辑部。然而正是这样一群没文凭却有文化、有视野的人，培育了《读书》既不乏对学术、文化的前沿思考又轻松活泼的风格，造就了这份杂志相当一段时间的辉煌。

　　认真一想，沈昌文的所谓“愚”，其实不是真愚，而是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初心，不投机取巧，不趋时附势，集中精力抵达某种目标。

　　一个人要选择沈昌文式的“愚”，非常不容易。其一，你必须有独特的眼光。生活中许多事物的展开轨迹不是一眼可以望到底的，往往存在多种可能性，所谓“成败一念之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你一定要去“愚”，先得将前景作个估算，而且必须估算得尽可能准确。其二，你应该有成事之才。一个人有眼光、能够看到趋势只是一个方面，前景估算正确了，能不能将想干的事情干好，使欣赏你的人有底气为你撑腰，让攻击你的人找不到借口，是另一回事。沈昌文恰恰在这两点上都是顶呱呱的，他的“愚”才成了一种风景。

　　沈昌文“不可及”的“愚”本质上是一种大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