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杰伟

　　开始感觉到路的概念，是在上小学之后。

　　从我家到我上小学的石章学校，村里人都说是三里路。不过我对这个距离的准确性总是表示怀疑。步行这几里路，需要一个多小时。要转七八个坳，每个坳都有几百米，每转过一个坳，都看不到来时的路。这么远的距离，怎么只有三华里?也许原来的人吃得亏，腿劲好，把距离看短了吧。

　　我从八岁开始上学，就每天要走这条土路，一路上前前后后总有百十来人，都是上学的。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滚作一团，隔山骂爹，蹦蹦跳跳，这都是常有的事。

　　放学之后往回走，往回走的时候我不数坳，而是看村子里的一个老枫树，只要看到那棵春天枝繁叶茂、冬天叶落枝黄的老枫树，我就松了一口气，因为这就是快到家了，有饭吃了。

　　那时我们在学校没有中饭吃，回家才能吃饭，中饭晚饭一起吃了。学校放学通常是下午四点，我们早就饿得肚子呱呱叫。但老师在学校统一放学后，还要留一些时间讲放学的注意事项，往往要拖堂。这样一来，如果是冬天，回到家就天黑了。

　　稍大之后，我把路的概念延伸到了距家七八里远的沙子淌，新化把地势低洼而没有水的坑叫淌。这里是从我家到县城的一个转折点。到了这里之后，通往县城就有一条比较宽的马路。

　　但我对这个地名有印象却不是这样原因，而是有一次听到父亲讲卖麦秸的事。父亲有一次挑着一担麦秸到县城去卖，那时刚打完麦子，天气很热，何况要挑一担百把斤重的麦秸?当时我已读高中，父亲含辛茹苦卖一担麦秸几块钱地供着我。但父亲那次讲是带着一种感慨的，说他在途中碰到一个熟人，那个熟人坚持要给我父亲挑一程，就一肩挑到了沙子淌。听完这件事，我对沙子淌的印象就很深了。

　　高中应届毕业之后，我并没有考上大学。我去送过一次公粮。那时候农民种田是要给国家送公粮的。收公粮的地点在黄泥坳，比沙子淌更远，接近县城了。当我和村里的几个劳动力把一担公粮挑到黄泥坳时，我已累得全身没有一根干纱。更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当我把公粮担子挑进仓库的时候，我看到那么多农民，浑身汗涔涔地把谷子往谷堆上倒。我不甘心这样的生活状态，于是寻找接收我复读的高中。

　　连续复读三年之后，我终于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来到了县城购买上大学用的皮箱等物，我忽然对县城的路有了感觉，平时低头走在街上的我，现在可以抬起头来走路了。那时大学毕业包分配工作，我觉得我的今后也是有正式工作的人，而且是大学毕业生。这样一想，我信心十足，神采飞扬。

　　但我考的大学离新化县城并不远，就在娄底，这让我一点儿也不能自豪。在我看来，至少要到长沙这样的城市读书才能算是真正读大学，我内心感到有些沮丧。从读大学起，我就有一种“城里”的感觉，其实内心里，我一直非常“乡下”。

　　娄底师专毕业后，我在新化的几所中学转辗，并不安心于在乡下教书的我，工作七年之后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师范大学专升本，脱产全日制学习。那年天冷得早，9月中旬已穿上外套，在长沙火车站下车之后，一阵冷风吹来，我不禁打了个哆嗦。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长沙，是我二哥送我到长沙的。他比我还激动、还高兴，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所以也一点不感到冷，热情地给我张罗着。第二次进大学，我更懂得珍惜，两年里我在大学里混得风生水起，校园广播电台里、校报上，经常有我的文章刊播。我还兼任校广播站站长、校报首席记者。一个学员拥有的名誉，已经无已复加。毕业时，连校办主任都以兄弟般的口吻感慨地对我说：“你这两年在这个平台上，是混得最为成功的。”

　　路，并不平坦。

　　第二次大学毕业之后，我开始留职停薪，在长沙一所高校任学生科长。虽然是打工科长，但事还是那些事。我也特别珍惜，非常卖力。一年之后，那所高校的党委书记和团委书记到广州出差，已在广州谋职的我应邀特意赶过去与他们相聚。团委书记感慨地说：“老袁你在学校留下好名声了，现在学校很多老师都说袁科长在的时候怎么怎么样。”我相信这是句实话。身后名比当时的名更真实，更重要。

　　从在广州漂泊开始，我对路的印象就没有那么清晰了。从广州到新化不是路程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为了省时，我通常选择晚上坐卧铺。那时候我到新化的次数远没有到醴陵的次数多。因为谈恋爱，我几乎每周都要跑一次醴陵，孩子出生之后，有时一周两次。妻说我赚的钱都用来修铁路了。

　　孩子出生后不久回新化原单位上班，这时，已是新的世纪。但我依然不时到外面去，要么卧铺，要么高铁，要么飞机。此时，路越来越通畅，从这里到那里，都非常方便。有时我上午去长沙，妻要反问一句：“回来吃中饭吗?”是啊，如果办事快，清早出发，中午可以赶回来吃午饭。有时去广州，出发的时候发个信息，中午就在广州与朋友共进午餐。

　　路变了，其实是时代变了。

　　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