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宇明

　　一直嗜爱甜食，我判断一种水果或糕点好不好，永远只有两个标准：一是香不香，二是甜不甜。糖分越高、甜度越大的，我的大拇指也翘得越高。也不知身体里分解糖分的是哪个器官，它能这么多年无怨无悔地辛勤工作，保证我不得高血脂、糖尿病，真是劳苦功高了。

　　喜欢吃的糖食用电子计算机也数不过来，饼干、烘糕、饴糖、奶糖、水果糖、椰子糖、月饼、巧克力、阿尔卑斯系列硬糖……都在其列。以前我隔三差五会去商店买，后来有了网络，下单成了习惯性动作。有人把喜爱网购的人称之为“剁手党”，我大概也很有资格跻身其中，别的东西倒是买得不多，就是喜欢“捕猎”两种东西：一是书籍，二是食物，尤其是糖果，用朋友的话说是“物质、精神一起抓”“两手都很硬”。

　　小时候，想吃糖是没有现在这种福分的。父母都在生产队，一个每日拿十分工，一个拿六分，两人挣得的钱满打满算一天也不会超过4角，父亲偶尔出外做石匠，一天可以赚块把钱，贴补一下家用，但搞副业是需要指标的，今年你去，明年我去，没轮到，你就得老老实实呆在集体的田土里插禾种麦，走个亲戚都要请假。经济状况如此拮据，能让一家七口有口饭吃、穿上补丁衣已经不错，买水果、糖食属于非分之想，孩子们谁提一句，当家的母亲拒绝得比闪电还快。我在农村生活了十八年，所吃到的精制糖，还没有我现在一两个月吃得多。

　　当然，在乡间轻易吃不到工厂生产的精制糖，不等于我们吃不到“甜食”。相反，我们的“甜食”来自于广阔的大自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老家是山区，西、北是石山，东、南两面是土山。土山里长满了各种树木，比如杉树、枫树、栗树、樟树、梓树、枞树。比较平的地方，乡人都栽了油茶树。十月至十二月正是油茶开花的季节，开得盛处，它们就会打开得像个饭碗。油茶花的“碗底”(花萼旁)会有些类似于白糖味道的糖水，浓浓的、粘粘的，我们常常低下小小的头去吸，好吃极了。我至今不知道这种糖水是如何形成的，有人说是蜜蜂酿的，但它的颜色一点也不黄啊!

　　土山里最多的当然还是枞树(松树之一种)，说它漫山遍野，决无夸张。枞树大多生在陡坡，它的叶子是针形，硬硬的、直挺挺的，类乎刺猬毛。每到秋天，枞针上就会蹦出一种白糖般的透明晶体，非常甜润，没有一丝杂味。乡村的孩子大抵都要帮大人做些事，我们小时候经常干的是砍柴、割草、放牛之类的活计，每次进了土山，将牛们赶进水草较为丰美的地方，我立即会放下背篓，爬上枞树，像牛卷嫩草一根根枞针地吃过去。这种东西不饱肚子，却有极大的诱惑，有时吃得忘情了，甚至将放牛的事情都丢到了脑后。牛也很聪明，趁放牧的人不注意，便大肆作案，不是踏坏稻田，便是吃掉旱地的庄稼，让我们回家遭大人一顿臭骂。

　　乡间“甜食”还有两种跟红薯相关。前面说过，老家西、北部是石山，但它们不是像张家界或武夷山一样，一块石头就是一座山，而是一座山有无数块石头。石头与石头之间形成一片片旱土，面积小的不到一分地，大的超过一亩。这些地，因为缺少水源，不适宜种稻子，却可以种植相对耐旱的大豆、高粱、小麦、红薯。阴历十月将红薯从地里挖回来，窖里贮存一部分，晒一些薯米(将红薯剁碎晒干之后的颗粒)，剩下的就堆在墙角，有的拿来现吃，有的用来做红薯片。母亲是个能干的人，她每次想制红薯片时都是将红薯搁在外面的走廊上经几天风，使之变软，让红薯的糖分释放，再把它们放进一个大锅里蒸熟，切片，在太阳底下晒干。刚刚晒干的红薯片是不好吃的，太硬，也不够甜，它得放在家里“润”上些日子。制得好的红薯片，糖分一点也不比精制糖少。

　　蒸红薯时，锅底需要放些水，在蒸的过程中，红薯的一些糖分会流失到水里，乡人惜物，他们将这些煮薯水收集起来，用柴火或煤火慢慢熬制，煮薯水先是变成咖啡色，慢慢地变成老红色，浓度也由稀到稠再到糊状最后到固体。熬制红薯糖是个辛苦活，两三个小时算是快的，四五个小时是家常便饭。但红薯糖非常香甜，又刺激我们一次次乐此不疲去重复这种单调的劳动。

　　现在的我已多年没回老家，自然也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些原始的“糖果”，但它们连同一份深深的乡土记忆留在我的心底。我知道，老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往往是与众多的同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细节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