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序东

　　1967年，我们几十个社教青年从南冲水库各奔东西，除少数同志外，大部分被分配到了双峰县基层农村。我被分配到了离县城较远的偏僻山区——石牛马安公社。

　　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几个朋友把我送到了公社所在地，我拿着介绍信去报到，公社领导及其他干部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很激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是难舍集体生活，难舍朋友;二是来到这个山乡，生活实在难以适应。马安公社与衡阳相邻，是典型的山区，山高路窄弯多。公社所在地是一座小祠堂，门前一条小溪，群山围绕，上午十点才能见到太阳。公社书记朱益轩、社长朱国屏好像很了解我的心情，他们走近我，亲近我，第二天就召开了公社干部和大队书记会议，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领导分配我负责全社的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和书记同驻一个大队。在会上，朱书记介绍了马安的基本情况，他说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我们要齐心合力改变面貌，创造美好未来。

　　朱书记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年轻人就是要在艰苦的条件下锻炼，只要扎扎实实地干，前途是光明的。”我从文化干校结业后，搞了两年社教，修了一年水库，基本上都是集体工作。在洞口社教时，虽是一个人负责一个生产队，但全大队就有七、八个工作队员，每天都见面，三两天就要碰头。我对农村工作不生疏，但毕竟环境变化了，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书记会议多、检查多，点上的工作担子基本落在我肩上。到了这里，我首先是安心静心，尽快适应环境。晚上安静时，我常想到家乡领导对我的教导，想到父母对我的重托，想到未婚妻桃桂对我的支持：“序东，你放心工作吧!家里不用牵挂……”心定了，劲足了，怎样搞好领导分配给我的工作，占领了整个大脑。

　　根据领导的安排，首先要掌握一手资料，建立深厚的人际关系感情。我花了一个多月跑遍了全社十多个大队，走访了各大队团支部书记，摸清了团员和青年的基本情况，还与青年积极分子取得了联系。我有了力量，他们也好像有了新希望，毕竟我们都是年轻人，有共同语言。我组织他们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开展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业务知识;组织他们开展文娱活动，办起了俱乐部、宣传队;抓典型，树标兵，鼓励他们当好党的助手，从点上做起，用事实说话。到年底，发展了一大批新团员，充实了共青团的领导班子，公社建立了团委，我就自然地当了团委书记。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在马安公社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得到了领导的好评，受到了群众的称赞，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1968年，组织上派我作为公社代表，去大寨参观学习艰苦创业的硬骨头精神，还抽调我到县“三查办”和“征兵办”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对马安有了深厚的感情，我很感谢当时公社的领导和全体干部，感谢我的同事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我的支持，使我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度过了不平凡的日子。

　　1969年，人民公社合并时，我被调到两社合并后的石牛区桥亭公社任公社秘书、革委会常委。桥亭是典型的山区，二十多个大队很分散，有的生产队在高山山腰上，距县城四十多里。我做秘书工作，在新农大队驻点，有一定的工作基础。短时间内，我基本跑遍了全公社的大队，得到了第一手资料，建立了基本情况台账，加上所掌握的先进典型，整理好材料，编写成广播稿。那时通讯很不方便，上传下达，推广先进典型，一靠干部下去宣传，二靠公社广播站播送鼓动。全公社气氛很好，每一项中心工作都搞得风生水起。桥亭是山区，树木、楠竹比较多，森林是财富，大家很关注，上级也抓得紧。我搞秘书工作，大笔在手，可以说“大权在握”，领导对我很信任，给了树木楠竹五根以下的审批权。怎么掌好权，把好关呢?我严格按规定办事，从不乱来。领导对我要求很严，也很关心我，书记是抗美援朝的部队干部，他对我说:“小曹，坐办公室，你最好莫养成抽烟喝酒的习惯，这对你开展工作有好处，免得接了烟就沾了边，喝了酒就沾了手。”书记的讲话有道理，人家的东西我什么也不要，一根烟也不接，办事就理直气壮。在工作中，我一直记着书记语重心长的告诫。

　　那时年轻，朝气蓬勃，办公室和点上的工作都搞得很出色。在点上，我有时间就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插田、双抢、开田开土。我依靠集体的力量，在上级的支持下，在驻点新农大队麦石生产队率先买进了手扶拖拉机，办起了打米厂，建起了集体养猪场，同时接收安排了十多名从县城下放的知青，建立了团支部，组织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中心工作从不落后，每次都得到上级表扬。1971年5月，我历经七年的考验，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我被任命为公社党委组织委员，分管一个片三个山区大队。我和几位老土改干部一起深入基层，走访了片区80%以上的社员家庭，在桥亭公社金峰大队驻点，帮助特别困难户解决实际问题。那时粮食紧缺，上级每年都要下拨一批返销粮指标，我讲究民主，实地调查，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有限的物资变成无限的精神力量。我在金峰大队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在山腰上建起了新的小学，解决了他们子女读书难的问题。我不搞花架子，帮群众办实事，疏通河道，改造低产田，封山育林，维护集体利益，想方设法把集体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搞上去。1974年，为了夺取早稻丰收，我根据实际情况制订了统筹图，抓住主要矛盾，合理安排其他生产，做法很有新意，取得了好效果，曹秘书被社员喊成了“曹书记”。

　　在基层实践中，我体会到一定要坚持正义，关心群众。有一次公社党委研究解决一名复员军人的招工指标外出工作，发生了些纠纷，我两次前去做工作，帮助化解了矛盾。还有一次，县城下放的知青中，有一名领导干部的小孩，符合当兵条件，但这位领导在“文革”中与一些人产生过摩擦，我在党委会上积极建议，后被通过，这位下放的知青顺利进入了部队。在矿山招工时，我极力推荐表现好的青年积极分子。点点滴滴，莫看这些事小，可影响并不小，给社员办好一件件实事，我就踏实多了。那时候，一心为集体，全心靠集体，违反规定干私活是要受批评的。有一次，几个社员背几根杉树楠竹到锁石去赶集，有人举报，领导派我步行十多里赶到集市上时，他们慌作一团想跑，我把他们拦住，严厉地批评了他们。他们说是自己家以前批的指标结余下来的，下次再也不敢了。离开十多年后，我有几次去过桥亭，他们还讲这些故事。

　　在农村人民公社八年多，工作打开了局面，迈开了可喜的一步。从公社团委书记到秘书，到党委组织委员，也算是一个进步。在桥亭当组织委员时，我被选送到邵阳“五七干校”集中学习三个月，学理论，学业务，搞劳动，我都一直领先。老干部对我很器重，说我是又红又专的接班人。我脸红，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学习结业回到公社，党委把加强党建的主要任务交给我。我认真调查研究，按照上级的文件精神和公社党委的意见逐一落实，发展了一批新党员，调整充实了大队领导班子，把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同志调到公社集体企业，又在各大队党支部发展了一批年轻的党员积极分子。干部队伍过硬，全公社上下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新局面，也算我作了一点贡献。

　　那时候，离家乡百多里，很少回家，每月工资26元，要维持小家庭，还要支持大家庭，困难很大，但我从来没有流露过。有时，公社领导要给我点补助，我让给了困难的老干部。有时，公社食堂改善生活，每份肉一元，我只吃五角钱。多节约几次，家里人也能吃好一点吧!在吃苦方面，我的爱人万桃桂最有体会。我们俩在桥亭共同生活工作了一段时间，互相鼓励，艰苦奋斗，难忘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