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国荣

　　一个“年”字，牵动了多少人的思乡之情，每到年关，不管回家的路途多么遥远，回家的道路多么艰难，都想回家与父母过年，年三十吃顿团圆饭。

　　1976年，我从雪峰山下偏僻的乡村，招工来到了位于省城的石油地质队。刚离开父母的那段日子里，我格外想家。尤其到了临近过年，我恨不得生出一双翅膀，飞到父母身边。可当我把回家过年的想法告诉领导时，不但没有得到领导的同意，反而被领导狠狠的批评了一顿。尽管我很受委屈，但我还是执意要回家过年。在队上放假后的腊月二十八晚上，我冒着濛濛细雨，高一脚低一脚走到了离单位好几公里路的一个小火车站。尽管那只是京广线上的一个小站，但来往的乘客很多，车站连一个坐的位置都没有。好在那时很年轻，站几个小时也无所谓。凌晨三点多，一辆从省城开往家乡所在地的棚车终于来了，旅客们像脱缰的野马，一窝蜂的往棚车上挤。那时我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不仅有力，而且很机灵，加之也没有带什么行李，很快随人群上了棚车。棚车是春节期间的临时加班车，车上没有坐位，站着的人群连针都难以插进。棚车外刮着寒冷的风，而车箱内却是挤得透不过气来。经过六个多小时的颠簸，火车终于到达了我家乡所在地的火车站。

　　从火车站到长途汽车站，还要坐公共汽车。望着那拥挤的公交车，我竟然选择了走路到长途汽车站。从火车站到长途汽车站，虽然有七公里路，但我一路小跑，却只花了一个多小时。等我赶到长途汽车站时，买车票的队伍已经从售票口排到了门外，我走到前头，想找一个熟人，插一个队，但我转了一圈，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个个都是陌生面孔。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快到吃中午饭的时间了，而我却连早餐都没有吃，空着肚子，随着买票的人流一步步往前移。轮到我了，我问售票员，最早去家乡县城的车是多少时间?服务员告诉我，今天的车票已售完，只能购买次日的车票。售票员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我和后面的旅客们发怒了，站了大半天，却没有买到回县城的车票。不知谁说了一句，找车站站长质问去。于是，我随着人群找到了汽车站调度室。在经过反复交涉后，车站答应增加一趟开往家乡县城的客车。于是，我随着几十名乘客，终于坐到了回县城的加班车上。

　　客车到达县城已是晚上八点多钟，已没有开往所在公社驻地的客车了。于是，我花伍角钱找了一个旅社住了下来。二十多个索不相识的旅客，睡在一个大房间，好不热闹，打鼾的，磨牙的，说梦话的，我几乎一个晚上都没睡着。天还没亮，我就去汽车站买票了。尽管买票的队伍已是一条长龙，但我还是买到了回家的票。

　　班车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爬涉，终于到了我所在的公社驻地。我来不及照顾早已饿得不行的肚子，又步行了几公里山路，在大年三十下午回到了家，终于和父母弟妹们吃上了过年的团圆饭。

　　一晃四十六年已经过去，我已从当年的小伙进入了花甲之年，已经享受了五年的退休生活，但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回家过年的经历却历历在目。如今，从省城到我家县城不仅有高速公路，并且还已开通了高铁，过去回家要走的那几公里山路，早已变成了宽敞的水泥硬化公路。随着祖国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回家的路程也缩短了，过去要用两天一夜才能到家的路程，现在只需要大半天车程就到家了。而那种挤棚车的时代，更是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