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红卫

　　时令虽已进入暮秋，太阳却是意外的炙热，三十度的高温晒得人头晕眼花，恋恋不舍的秋老虎又转腚回来了。

　　而这么好的天气正好晒秋。

　　大姐屋外的晒谷坪里晒满了前几天她连秆带叶收割回来的黄豆。经过两天的暴晒，豆秆晒透了、晒脆了，摇起来豆荚里“沙沙”作响。

　　下午三点多钟，我们都躲在屋里休息，大姐手抄长木棍，头戴斗笠，一声不响出门去打豆。

　　大姐七十五了，儿女孝顺，条件也好，本可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但就是闲不住，除了一年四季侍奉打理菜园子供我们及时吃上新鲜的蔬菜，屋前房后的大路边、水沟边以及别人荒芜的旱土也都被她见缝插针种上玉米、黄豆、豌豆。去年大旱，水稻种植受影响，今年她将一亩多水田改种黄豆，不料想风调雨顺，遇上了好收成。

　　屋内十来号人蜂拥而出，连六岁的瑾姝、凌翼和三岁的凌航也放下手中的玩具跑了出去。大家将摊晒的豆秆收拢来围成长条，抄起竹竿、木棍一齐捶打。捶打声此起彼伏，一片人声鼎沸，好不热闹。捶打时，胖小子似的圆滚滚的黄豆笑着跳着从豆荚里蹦出来，有些会蹦到人后面，三个小精灵欢呼着、跳跃着，一人端着一个杯子鸡啄米似的忙着捡豆，得到大人的鼓励，就捡得更卖劲了。

　　捶打得差不多了，便是过筛，扬去碎豆荚、灰尘及其他杂质。过去用簸箕，双手上下抖动，费劲费力。后来用风车，虽然效率高了许多，但也要靠人来转动叶片。大姐说，家里有电风车。大家就把电风车抬到屋外，接上电源，一人负责调整风量大小，一人负责搬运，一人负责喂料，籽粒饱满的黄豆如雨点般从风车出口蹦出来跳进下面的篓子里，差不多装满了两篓子，用手掂量掂量，二百斤少不了多少。

　　忙完这一批，大姐叫大家休息。听说还有没收割的，而且时间还早，大家念着大姐一个人做辛苦，又浩浩荡荡开赴田野，割的割，捆的捆，背的背，将路边和田里的一大片豆秆收割完毕，整整装了两三轮车。

　　过筛后的黄豆还要晾晒几天，然后打包入库，年底时再派上用场。

　　小时候，油豆腐是老家春节传统的主打菜。那镌刻在记忆深处的家家户户打豆腐过大年的场景是如此清晰，化为文字更有着深情、诗意、哲思，让人难以忘怀。

　　距小年还有一两天，性急的农家就把石磨从柴房或灶房搬出来清洗干净，准备打豆腐。

　　先是拣去豆子里的杂质、瘪豆，用石磨把豆子破碎、去皮，用井水浸泡，泡得发软发胀;然后是磨豆浆，一人推磨，一人喂豆，奶白的浆液便从石磨缝隙源源不断溢出来，温顺地流进石磨下面的桶子里。

　　豆浆磨完了，就生火起灶，将豆浆倒入大铁锅里煮。柴火熊熊燃烧，铁锅热气腾腾。豆浆波涛般翻滚沸腾的当儿，石膏水也磨好了。把豆浆凉一会儿，再一勺一勺舀进一口纱布袋里，反复搓揉滤渣。滤出的豆渣事后可以炒干水分炒到金黄，做成下饭神器——霉豆渣。过滤后的豆浆再倒入锅内烧开。

　　下一步就是下石膏水。这是一个技术活，石膏水下多了，豆腐就不细嫩光滑;下少了，豆腐含水量就多，难以定型。下完石膏水，用簸箕盖上水缸，待一会儿再揭盖，把筷子从缸顶上垂直掉下去，筷子不偏不倚，豆腐才恰到好处，凝结成小块小块的固体，像一朵朵盛开的白茉莉花，这是一道老少皆宜的名小吃——豆腐脑。喜甜的放些白糖，喜咸的滴点酱油香油，原汁原味吃也自有一股子鲜味，顺滑得似乎不经喉咙便熨帖到了心里。

　　最后是装匣。摆好案板，放上正方形木框，里面摊上纱布，舀起一瓢瓢滚烫的豆腐脑倒入木框，不等豆腐脑溢出，便提起四周的纱布往中间一围，木框里压上一块木板，多余的水便推着挤着溢出来，再在木板上压上石块等重物，大半天后，里面的豆腐就基本定型。最后，做好的豆腐被划成小块，安静地躺在纱布上，等待主人的“吩咐”。

　　做好的豆腐除了留一部分做霉豆腐和水豆腐外，其余都用来油炸。炸豆腐也是个技术活，待锅里的油烧热后转为中火，将水豆腐切成半厘米厚的三角形，一块一块放入油锅里。水豆腐“滋滋”作响，先是沉入锅底，然后上下翻滚，最后披上金黄的脆皮外衣，整齐地浮在油面上。捞出沥干，撒上盐，放到密封的坛子里，可以吃上几个月。

　　那几天，连寻常人家原本寡淡的日子也变得活色生香起来，整个村子里到处飘荡着豆香，氤氲着浓浓的年味和烟火味。

　　多年的风俗让大姐一直停不下来。整土，下种，施肥，除草，收豆，打豆，晒豆，颇费工夫，累了，大姐就唠叨，说明年再也不种了。只是说完这话，到了第二年，大姐就忘了，水沟边、大路边、田土里又是一处处、一丛丛茂盛的黄豆秆，叶子下攒聚了一簇簇饱满的豆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