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远洪
他三岁失去爹娘,在村里吃百家饭,长大连个名字都没有,大家叫他石小狗。十四岁那年,石小狗去井岗山投奔红军,连长将他名字改为石小号。部队没打一个胜仗就开始转移。他跟随部队在长征路上走过二万四千九百九十九(里)——奔腊子口,爬六盘山,陕北在望,延河在望,胜利在望啊!可没想到这一步之遥,让他成了甘南小镇一位不是藏族人的藏族同胞。
说话间,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一个从山沟沟走出来的红小鬼,穿一件渍透了战火硝烟、雪山风暴、草地泥浆的光板羊皮坎肩,腰系一条浅黄色的绑腿带子。一条腿用破布烂草捆包着,臃肿得和另一条腿、和瘦长的身驱极不相称。唯独头上那颗缀在军帽上的红五星,光亮如新,映照着他那清瘦稚气的脸,放出闪闪光采。
他在过雪山时得了疟疾病,挺过来了。过草地时瘴气中毒,快要死的样子。连长硬把他拖到了有人烟的“草地之光”——一个叫班佑的地方。他“还阳”活了。但身子骨垮了。初秋时候,部队进入甘南,沿白龙江而上。沿岸是藏胞聚居的地方。那些受国民党反动派欺骗宣传的地方武装,凭借着熟悉地形地物,在悬崖峭壁山垭树林中向红军放土炮射暗箭,节节阻击,防不胜防。他和他的两个战友被土炮击中,一个伤了头,一个断了腰,他只是腿肚子穿过了两支带毒的箭头,但因流血过多而昏了过去。醒来时发现在旷野里。好在天黑了,他和伤了头的同志拖着断了腰的战友爬到一簇树林里,商量着怎么办。说着说着那位伤了头的同志不吭声了,他顺手一摸,嘴和鼻子都不出气了。断了腰的战友说,睁眼四处黑,人生地不熟,天亮再议吧。天是亮了,可断了腰的战友不知什么时候也断气了。面对两位死去的战友,他痛心落泪,却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再看看自己的腿肚子,被毒箭射穿的两个洞洞眼翻着细肉,周围全肿胀起来了,麻木得用手捶打都没了知觉。他在树丛外四处张望,一个人影也没有。他想去找部队,但又想总不能把战友的尸身扔在这里。他拖着一条肿胀麻木的腿,硬是用双手扒了两个坑。以后的事情他不知道了。
等再醒来,发现自己在一间低矮的房子里。眼前一老一少两个女人,老的四十来岁,少的和自己差不多,像母女俩。说着他听不懂的藏语。见他醒了,挺高兴的样子。他把军帽给她们看,让她们知道自己是红军。他指指军帽上的红五星,又指指房门,意思他要走,要去找部队。老妇似乎明白他的意思,指着那负伤的腿,一个劲地摇头。好像在说,你这样能走吗?这时少女端来一个装着棍棒药草、直冒热气的木盆,把他负伤的腿架在木盆上薰。腿一挨上盆沿便钻骨透心的疼。母女二人一个按头一个压腰扶腿,就是不让他动。个把时辰后,腿不疼了,而且觉得像小时候的母亲怀里,又暖又痒舒坦极了,直想笑,但怎么也笑不出来。
初秋进入严冬,土地变硬,满天下雪,门缝里钻进来的风像刀尖尖。火盆屋里燃着干牛屎粪蹿出的蓝色火苗,感觉很暖和。老妇少女端水端饭架盆盆,硬是把他的伤腿整治好了。第一次下地才知道,腿一瘸一瘸,成了个瘸子。战友的牺牲,腿伤的疼痛,他都没落过泪,这一天他哭了。他用刚学会的藏话谢了老妇少女。说,走,我要去找队伍,我是红军。老妇说,天冷得冰渣比藏刀还快,地滑得野狼都站不住脚,风刮得大树根根乱蹦,你怎么走?他一屁股坐到地上,头再也抬不起来。
他的遭遇在当地传开了。慢慢地,小镇上断不了有人来看他。人们告诉他,老妇少女是犯了土司家规被赶出来的女奴,为了救他,这不是母女俩的母女俩,担过杀头的风险。因为他是红军。日子长了,他也向藏胞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红军的主张。当然,说得最多的还是那句活:我得去找队伍,我是红军。人家问:你腿都瘸了,还能再当兵?他说,当红军的人别说腿瘸了,死了也不能变心。人们听了不再吭声。那老妇听了直掉泪——不知是怕他非走不可,还是被感动了;那少女不哼不哈不流泪,只拿一双明亮的眼睛耵着他——不知为什么,他有点怕这双眼睛。
这个冬天,他帮着老妇少女砍柴炒青稞,学会了做糌粑,学会了穿藏袍,学会了剥狼皮,学会了说藏话。人们说他是藏人了。老妇问他,你常说红军是解救穷人的,我们也是穷人,你留下来帮我们,还不是一样做红军的事?少女对他说,你常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我们这里没你说的那个土豪,土地也不好,可撒下种子就活。有粮食有饭吃就能过上好日子,你说对吗?他的心动了。再也没提要走的事。
有天晚上,老妇把他和少女叫在一块,拿出六块黑乎乎的银元,说,你们俩明天去四十里外的大镇子,买几件新衣裳,回来成亲吧。他完全没想到老妇突然提起婚事,而且那口气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那少女一句话也没说,把银元拿过来递给他,扭头走了。这一夜他躺在床上没有合眼,想自己的身世,想红军的队伍,想老妇少女对他的好……天麻麻亮少女来叫他,还是不说话,拉起他的手就走。先是一前一后,后来并肩而行。到了大镇子,突然人乱了,是一帮当地土匪在抢夺店里的粮食和布匹,他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少女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跑过去一看,啊!倒地的他手上是血,脸上是血,被马鞭抽碎了的藏袍上也是血。少女把他扶起来,一步一步地走回家。刚躺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时屋里站满了人。他的枕头边放着一件崭新的藏袍,少女坐在他身边,穿着他从未见过的漂亮衣裳,长长的发辫中间编织着一根一根的红布条。人们在喝酒,一大碗一大碗地喝;人们在唱歌,那声音直直的一点不像家乡山歌;人们在跳舞,踩得满屋直打颤悠。
他躺在那里,周身疼痛;少女坐在他身旁,一言不发……
新中国成立后,甘南小镇来了工作队,要成立这组织那组织。他找到工作队的人说,什么组织都不要成立,就成立共产党。工作队的人望着他不解其意。他掏出一个小本本,说,这是党证——我是一九三四年加入的!
他常去镇政府,请人读报,好多熟悉的名字成了部队、地方政府官员,有些官还很大。他叫读报人把名字写在小本子上,密密麻麻有几页。读报人说,要不要写封信去告诉他们,自己还在甘南小镇上?他听了什么也不说,默默地把小本子装进衣兜。回到家,他把本子锁进箱子,握看已经不是少女的少女手,郑重地说:我今天才算真的留在了这里,真的不走了,再也不走了……
他为牺牲在树丛林中的两位战友立了墓碑。按照甘南当地习俗,每年的九月五日,他们夫妻俩都去上坟。后来,他在小镇去世,活了75岁。按照他的遗嘱,埋在两个战友的旁边,墓碑上刻着:红军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