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

　　1967年，我23岁时从双峰县城被朝阳煤矿招工进矿山工作。由于有点文艺细胞,我被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吸收，担任乐队拉琴、吹笛子及编写表演唱快板三句半等小节目，因而在分配工种时，我不必下井“三班倒”，只在新井地面基建队当副工专门上白班。工作强度不大，每月工资40元。虽比井下工的收入少一些，但我很满足。

　　随着全国政治形势日渐“左倾”，我们队增加了被下放“劳动改造”的二男一女三个人，一是老矿长，一是张总工程师，一是工区女财会吴美华(化名)，我叫她吴姐。经过交流，我发现吴姐也喜爱唱歌，便邀她晚上来我们宿舍唱歌，她高兴地答应了。

　　矿山是男人的天下。吴姐的光临无异于大熊猫进了城区市场。我的四人居室顿时人满为患。室友老彭主动搬凳子为她让座，我预备的白开水权当饮料招待。她大方地与工人们打招呼，微笑的表情颇为动人。一天，我便把歌本给她，然后调好琴弦，先自拉自唱了一首《南泥湾》，我唱得很投入，毫不掩饰兴奋开心之情。她立即鼓掌喊：“再来一个。”老彭说：“不，该吴会计唱了。”她马上回答，“好好好,我唱一首《珊瑚颂》。”说罢向我示意。我便拉过门，她一开唱，清脆优美的音色顿时使全场安静下来。她好似拧开了龙头的水越放越大，她也越唱越激动，似乎在享受久未重逢的美酒佳肴，是那么陶醉，幸福，美好。唱完这一首，她也不客气，继续点电影插曲，一首接一首，不知疲倦地忘神地放声高歌。我也不失时机在她唱到高潮时伴唱几句，配合默契……忽然，她问：“几点钟了?”老彭打开怀表答：“九点半。”她“啊”的一声，立即往外走，边走边说，“与老公约定九点回家的，对不起。再见。”

　　自此以后，只要她晚上有空，或我晚上没排节目，她必来唱歌。有时还带五岁的女儿来唱儿歌，母女玩得很开心。我们在那缺乏业余文化生活的年代难得如此纯真地欢歌抒情，真不容易。

　　我因母亲生日要趁星期天回家。周六下午快下班时，吴姐对我说：“我邻居从县城买到一块二一斤的大红辣椒，明天你回县城时请帮个忙，你能不能给我也带五斤回来?”我爽快应承。她便给我十元钞票与一个洗干净的花布袋，“以后想吃剁辣椒吴姐保证供应。”

　　第二天一早,我用吴姐的布袋在井口食堂买了八个大馒头，步行六里路到青树坪乘早班车回到县城。我全家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个的白馒头，吃得津津有味，母亲好开心。下午我逛书店买了两本书后还找老友聊了会天，然后专心去买大红辣椒。我知道市场有骗子,所以特别小心，认真把关三大环节：一是每斤价格不高于一块二;二是质量不能以次充好;三是严防菜贩在秤上搞鬼。我这么用心在市场花了近一个小时，终于买好了红辣椒。当我以满载而归的心情回到矿里时，已近黄昏。我赶忙到食堂吃完晚饭，然后送大红辣椒去吴姐家。可当我单独提着这袋辣椒时,却明显觉得重量不够五斤!这不对呀，当时我明明看清秤上是五斤……这时吴姐已迎上来接过辣椒并递上一杯茶，说：“辛苦老弟了。”我接过茶一饮而尽，退还剩下的四块钱，说：“我……我得去洗澡了。便迅速离去。”

　　周一在工地我与她见面时两人都有点不好意思，欲言又止。晚上她也没来唱歌。一连几晚都没来。老彭问我“为何吴会计不来唱歌了。”我说：“她要我在县城买红辣椒，我不知怎么搞的买回来变成缺斤少两了。”老彭笑了：“你被菜贩杀黑了。你不知道他们在菜篮底下故意拖着一根隐蔽的小麻绳，他在站着秤辣椒给你时会特意叫你看秤，暗地一只脚就踩着那根小麻绳以增加重量杀你的黑……”我恍然大悟。可如今也不好去吴姐家解释这事，说不定她老公已把我当成贪小利的人而不会让她来唱歌了，或许他是从政治上考虑认为妻子出身“地主家庭”不宜过多抛头露面才安全……也罢，后果既已发生，只怪我无知让可恶的菜贩钻了空子，如今悔之晚矣。只好让这令人不愉快的事成为永久的误会吧。但我相信吴姐本人不会认为我为了贪利故意缺斤少两。

　　后来，我被调到矿职工子弟学校教书，吴姐也恢复回工区机关上班，我与她就没什么交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