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会昌

　　1962年9月，我进入双峰二中高九班学习。记得考上初中时，我很兴奋。我的小伙伴悄悄地、愉快地对我说：“我们的饭票子到手了。”现在的人很难相信，小小年纪的高小毕业生会说这样的话。但那是事实。那时，上了初中，如到学校寄宿，就可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这不是饭票子到手了吗?而且那时中学生很少，上了中学就预示着可能参加工作。

　　然而，我进入高中绝没有进入初中时的那种喜悦和激动，更没有进入初中时的那种自豪和憧憬。有的只是忧虑和困惑。因为家庭实在太贫穷了。全家三口人：双脚不能行走的祖父，守寡多年的母亲，还有就是我。全家的生活，除了靠母亲日夜辛劳来维持以外，我还得帮母亲挑部分担子。年刚16岁的我，已不是高小毕业时的那样懵懂，已懂得生活的艰辛。接到通知书我就想到：我已是家庭重要劳动力，如果我去读高中，那我家生计怎么办?我还能一年挣得那1000来个工分吗?我还能去开荒种自留地吗?我还能早晚去放牛吗?我还能去八里外的矿山挑煤吗?……于是，经反复思考，我向母亲提出：不读高中，回家种田算了。想不到母亲一口就否决了我的想法，她说：“要读。现在不饿肚子了，一定要读下去。”时势确是如此，三年困难饿得没力气上学，经政策调整，生活确有了转机。母爱深挚，母命难违，我只好硬着头皮报了名。

　　虽然进了学校，但我仍然在读与不读之间徘徊。尤其是1962年双峰二中高考成绩出来后，我又一次动摇了信心，决心认准命运，立足现实，休读归耕。由于招生政策压缩等原因，1962年双峰二中两个高中毕业班，竟没有一人考上大学。“鸭蛋”，成了人们耻笑二中的口头禅。

　　1963年，双峰二中高考算是打了个胜仗。学校提出的“跨长江(上重点大学)、过黄河(上北大、清华)”，实现了第一步，有一位毕业生考上了武汉大学化学系。这一成绩鼓舞了全校师生员工，有教师甚至开玩笑地说，我的校徽终于可以戴出来了。同学们则摩拳擦掌，决心续创佳绩，闯过“黄河”。尽管同学们充满了雄心壮志，但我依然心如止水。我想：能上大学当然是好事，但这个梦想离我还是太遥远了。因为我毕竟很难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更谈不上像其他同学那样，购买各种复习资料，接受个别辅导，我得正视自己的现实。

　　我的心情和行动完全与全班同学不同调、不同步。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高二一开始，所有同学都读寄宿，只有我仍旧读通学。所有同学都在全力以赴，我却仍旧早晨要放牛、散学后要上地，假日要挣工分。有的同学由于不知我的家庭情况，对我很不理解。个别成绩好的同学甚至对我白眼相向。高二的班主任也到我家家访过，知道情况后，也只能尽力安抚。他的叹息，说明了他也只能是听天命而尽人事。面对现实，我也努力过、挣扎过，家乡的人们至今还在传颂我看牛读书的故事，但我依然无法乐观。我有些苦闷和孤独。

　　很快，高中三年一期即将过去，在这时候，高三的班主任许宝藏老师找我谈了一次话。他告诫我：不要错过青春岁月，不要被困难吓倒，要有勇气挑战命运。他动员我在三年二期读一期寄宿，作最后的冲刺。我把许老师的话禀告了母亲。慈祥朴实的母亲听懂了许老师的深意，立即同意我去读半年寄宿。许老师的安排是，我与同学搭铺，自带干菜，只在食堂搭火蒸饭。星期天回家帮母亲干点力气活，顺带补充食品。深沉的母爱如师教，温暖了我的心，燃起了我上大学的渴望，我决心象许老师说的那样，拿出最后的勇气，作最后的拼搏。为了在这一学期出成效，我全面评估了自己的学业情况，并制定了规划。我自认为考文科有一定的把握，决定放弃理化，猛攻俄语，写好作文，复习好历史，短促突击政治课内容。这一学期我确实拼尽了全力，母亲瘦了，我也瘦了。值得欣慰的是，我的自我评估是准确的，策略是正确的，汗水并没白流。我成功了。我搭上了“文革”前高考的最后一班车。1965年8月，我收到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

　　人生真应感谢母爱，人生真应铭记师恩，人生真应拼搏，尤其是在咬牙的关键时刻。我的高中生活确实是艰苦的。这种艰苦至今仍有历史证据。翻出我的毕业照片，至今仍可清晰地看到：我的上衣缀满了补丁，不要说衣领、肩膀上有补丁，就连衣襟上也是赫然入目的大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