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昭良

　　△1953年春聂昭良(右)与陈明在长沙合影

　　湘中大地，涟水河畔，有一个美丽而宁静的山村——涟源市湖泉镇川门村。

　　曾经的川门村，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小桥流水人家，鸡鸣犬吠相闻，乡里乡亲互帮互助，仿佛世外桃源。但是，这里偏远闭塞，交通不方便，文化不发达，乡亲们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直到老红军、抗战英雄聂昭良从这里走出去，投身革命，走进外面的世界，川门村才逐渐与外界接轨，也逐渐为外人所知。

　　抗战爆发前，聂昭良先在湖南“一师”闹学潮，参与毛泽东发动的那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深受徐特立、毛泽东等进步师生的影响，思想觉悟有了质的飞跃。从1921年开始，以教书为掩护，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担任农民运动负责人，在毛泽东回湘乡考察期间，受到毛泽东接见，负责在东皋书院举办了湘乡县农民运动讲习所……直到“马日事变”引发疯狂的反革命大屠杀，空前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聂昭良毅然决然走进了共产党的队伍，矢志不渝跟党走，迎难而上继续革命。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马日事变”后，遍地血雨腥风，聂昭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仇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用他自己的话说：“因为革命，敌人要杀我的头，我不得不破釜沉舟，向前战斗，寻求光明。”不久，聂昭良从湘潭马托铺回到了家乡，许克祥派兵追捕，聂昭良告别亲人，趁着深夜，由36位农民兄弟拿着梭镖、短棍等武器护送到大塘，经安化、常德，偷越重重封锁，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上海。为了革命，聂昭良远离家乡，一去就是十年。

　　1933年1月，聂昭良调江西南丰县任工委书记，后任县委书记。周恩来直接给聂昭良写信，明确提出了争取群众的重要性：“用武装去消灭在大刀会后面的靖卫团，消灭大刀会依赖的靠山，这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怎样夺取大刀会下面被欺骗的群众……群众没有争取过来，单纯地以武力去打，有时还会更深化赤白对立的现象。对大刀会的策略问题，完全适用对红枪会等团体的策略。”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占统治地位，毛泽东受到排挤，撤销了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军事职务，剥夺了军权，并对坚决支持毛泽东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33年9月27日至10月3日，以博古为代表的中央组织局，召开江西省党代表大会，指责宜乐祟中心县委书记胡佳宾“是‘罗明路线’的执行者，是两面派的标本”，并严厉批评江西省苏维埃代表聂昭良的发言“是庇护罗明路线”，犯了“机会主义”和“两面派”的错误，提出要“开展反对以胡佳宾、聂昭良为首的机会主义，肃清‘罗明路线’残余，巩固发展党的组织”。聂昭良因此受到批判，1934年1月参加马列主义学校学习。1934年2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为进一步振兴苏区教育事业，专门设立教育部，由徐特立、聂昭良任副部长，邓湘君任秘书长，有声有色地开展各项教育工作。

　　在王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损失惨重。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人员8.6万余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向西突围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聂昭良随红军长征，在中央机关纵队担任连长。遵义会议后，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从此，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挥下，迅速扭转了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摆脱了由蒋介石亲自督剿的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了川、滇、黔边境。

　　1936年5月，聂昭良第二次去上海找党组织，在长沙至武汉的白水车站被他的学生、国民党宪兵夏少康出卖，被押送到武昌反省院。直到1937年9月国共第二次合作释放政治犯时，才由地下党同志钟林、彭少彭等人保释出来。

　　出狱后，聂昭良回到阔别十年的家乡。因为聂昭良参加了革命，他的家人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迫害。1927年大革命失败，聂昭良投奔革命之后，国民党反动当局两次发出通缉令，要挟其亲属交出聂昭良。因抓不到聂昭良，1928年5月把他的亲弟弟聂厚忠被抓进娄底监狱，关了50多天，先后被勒索银洋300多元，导致家庭负债累累;不仅如此，家人在生活上苦不堪言，政治上备受欺压，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聂昭良饱经坎坷，但丝毫没有动摇满腔赤胆忠心。

　　1937年10月，聂昭良在春元中学以教书为掩护，组织抗日救亡宣传团到娄底、谷水、蓝田等地巡回宣传共产党的十大纲领，并帮助傅三认识了湖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徐特立，1938年4月通过中共湖南省委派潘开茨到湘乡给傅三办了入党手续。同时帮助进步学生陈明、陈其文等人通过湖南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去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及陕北公学学习。此时，聂昭良的行为引起了学校当局的忌恨，被逼离开春元中学。

　　1938年春，聂昭良到武汉去找王明、博古。当时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博古任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因在江西苏区的嫌隙，而未予理睬。同年春通过钟林介绍，到汉阳兵工厂辰溪火药厂当文书，一面赚钱养家，一面和钟林、李少昆等同志组织党的支部，开展地下活动。在此期间，聂昭良奉命参与对“青红帮”的政治思想工作。据徐特立《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记载：“‘青红帮’常有人找八路军，我只与他们发生抗日的政治关系……曾有一部分的‘青红帮’的武装，我派聂昭良去帮助做政治工作。”对“青红帮”的政治工作错综复杂，聂昭良全力以赴，立下了汗马功劳。1939年12月，不料有坏人告密，他们在该厂无法继续工作，被迫离厂，并受到通缉。当时找不到上级党组织，钟林等人往四川、聂昭良往浙江找新四军。到达浙江之后，“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形势非常严峻，聂昭良不得不暂时隐蔽起来，化名“聂佑熙”。

　　1941年，聂昭良在浙江找到了大革命时期分手的几个老同志彭希祖、周自争、鲍仕升、高祥文、白彩凤等，与当地地下党员一起，组成党小组开展工作，在那里秘密工作了四年零十一个月，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敌我边际地带“两面政权”的情况下，先后担任过余杭、富阳二县教育科长、县政府主任秘书、县国民兵团团副及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等职，以公开合法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并以国民兵团团副身份组织部队与“日寇”开展游击战，始终未脱离“日寇”25华里以上，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近距离打击敌人。

　　1945年2月1日，富阳县临时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临时大会，聂昭良出席。会议内容有三项：(一)李宝濂主席报告临时参议会工作;(二)县长报告上届决议案执行经过;(三)讨论兵役问题……当时，县长因故缺席，由主任秘书聂佑熙(聂昭良化名)代作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

　　1945年3月，聂昭良率部投奔新四军浙东纵队，并被委派担任诸暨县主任秘书和苏皖边区人民政府教育厅初教科长。国民党蚕食浙东解放区后，聂昭良随机关撤退到苏北解放区。在此期间，聂昭良把二子一女一媳分别从北平、湖南集中到了上海，以便一同去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1946年6月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全面爆发，重返苏北解放区的通道被封锁，一家人被困上海，无奈之下，辗转还乡。

　　聂昭良回到家乡，以教书为掩护，发动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先后在家乡的秀溪学校谋划大事，去宁乡寻找同盟军，创办夜校培养“新生代”，策划“桥头河暴动”，收缴湘赣边武装，在田心坪遭受重创，在危难之中求生存，创建“湘安支队”，成立湘中一支第五团，温塘大败湘西匪首尹立言，突破白崇禧“围剿”，南北会师迎接解放，在益阳集训大整编，1951年加入抗美援朝战斗……

　　聂昭良晚年，为家乡人民做了两件大事：带领家乡人民修建“幸福水库”，造福一代又一代家乡人;兴建“湖泉民办学校”(即现在的湖泉中学前身)，亲自担任校长，亲自授课，为家乡的教育事业保驾护航。“幸福水库”和“湖泉民办学校”镌刻着老红军、老英雄、老前辈聂昭良上马杀敌立功，下马奔走为民的老革命情怀和老党员风采，青史留名，万古流芳!

　　如今的川门村，早已今非昔比，华丽转身——既是娄底市同心美丽乡村和卫生村，也是涟源市文明村和卫生村，是一方净土，也是一方热土，红色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有当年湘乡境内早期中共地下党支部所在地、湘中一支五团游击根据地、湖家洞冲军事训练基地、聂昭良与陈明会面纪念地(财神坳)、五团军械修理所、五团地下医院遗址。聂昭良故居即将修缮，建立湘中一支五团陈列馆，打造乡村红色旅游品牌，进一步建好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贺有德 谢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