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红
△1986年，作者在祠堂改成的新化县孟公镇中学教初中，其时“二伯”在学校任教导主任
三四十年前的农村学校，很破旧，但很特别。历经几代“调皮大王”刀刻墨涂的书桌沟壑纵横，最多三层砖木结构的教室破旧漏风，靠脚步压平的黄泥操场尘土飞扬，但依然是大家最为敬仰留念的地方。因为在家长特别是孩子的眼里，这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老师们个个身怀绝技，学到他们百分之一的知识，就能打开新生活新世界的大门。
我的二伯父刘慕苏就是这样一个被当地几代人称颂的乡村教师。老人家只读过一年高中，17岁起在新化县孟公西河一带的山村学校教小学和初中，教语文、也教政治、历史等杂课，呷着粉笔灰站讲台，一站就是46年，辞了校长等管理岗位、退了休后还主动再站了3年。教过的学生不知到底有多少，只知道有四代人。
很巧的是，1986年，师范毕业的我也17岁。二伯想办法把我分配到他任教导主任的孟公中学。在我的记忆里，他总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蓝布衣服，落满粉笔灰的袖子总爱往上挽一截。下课的时候，他右手托着教材和粉笔盒，微微抬头，略带笑容一脸轻松甚至哼着小曲，一步步走回既是办公室又是家的走廊那头。
我常常在这个时候走过去，问我在语文教学中遇到的关于古文学、古汉语和现代汉语语法修辞上的所有问题。五年时间，问题加起来不下一千个，其中90%得到了经得起验证的标准答案。10%是发散和开放性的问题。二伯回答完后，常常跟我讲下述类似的故事。
他说五十年代开全国性的甲骨文学术研讨会，隔壁高中的老先生应邀参加，回来后二伯好奇大学者怎么判定甲骨文字，就问：郭沫若先生怎么断字呢?答曰：还不是跟我们一样的猜!
毫不谦虚地说，其时我在语文学科上是个名副其实的学霸。读师范时拿过全省六项全能(语文基础知识、朗诵、听录音、三笔书法、作文、即席演讲)比赛的第二名，19岁评为娄底地区优秀教师，当时这个荣誉名额极少，民办教师可凭此直接转公办。所以我跟二伯提的这些问题，都是有一定难度和深度的。但一千次的问，就有一千次的拨云见日，一千次的脑洞大开满载而归。即使之后我去教育学院脱产进修，下海后掏巨额学费上各类牛逼培训班，面对各类鸿儒大咖的巨问高谈，就答案的准确、深刻、多元、生动，综合问答过程氛围的宁静平和、痛快通透，都不及当年叔侄之间的木楼板对话时刻。
由此，我得天独厚地上了五年“二伯大学”。
后来，我离开孟公中学，去城里教高中，去县委当科员、去电视台当记者、当频道总监、当处级干部、下海去湾田集团当高管。“二伯大学”离开了木楼板，换了教学模式，却依然无处不在、终身在线。今天回想，历历在目。
记得那年和二伯、四叔去看望95岁的姑奶奶。爷爷的这个聪慧如天仙的妹妹民国时嫁到资江边的白溪镇，跟着放木排的丈夫常年漂泊，只读过两年私塾的她百无聊赖，一卷在手翻断书脊、揉碎纸张，竟活生生把一本《红楼梦》倒背如流。从姑奶奶家出来渡河到对岸，二伯在船上给我说对联故事：水桶漏干船漏满;灯盏吹灭火吹燃。上岸，二伯触景出联：老大爷看牛一只;嫩小伙挑水两桶。
在泥泞的乡村公路行走，二伯随口而出一首打油诗：一去二三里，烂凼四五个。坏车六七辆，八九十人推。
回到东岭老家，二伯说起当年风靡全国的对联征集：“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他说老家的版本也是绝对：东岭落花生花落岭东。
二伯每说一段文字，就像村民随手从地上捡起一根柴火丢到路旁，生于斯落于斯捡起丢弃亦于斯。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随和，像老家没有任何佐料的醋汤禾花鱼，天高云淡之间回味悠长、妙不可言。
二伯的味道在职场。他教书育人46年，超龄服役，桃李天下，却从没想过要去拿文凭发论文，直至退休还是高中肄业。这很大程度影响了我，我教过小学初中高中，客座过大学，却从没评过职称，文章一大摞，也没进入过作协之类的组织。但他当年上课的一些场景，让我常常忍俊不禁笑出声来的同时，也多少影响了我说话行文的风格。有一次他在课上讲到“讽喻”手法，突然批评班上同学不动脑筋。他说了一个关于林则徐的历史故事：林则徐在广东和京城任职时，最喜欢把麻雀剁碎了炒着吃，他说吃啥补啥，麻雀的脑髓让他很聪明。后来被贬新疆，戈壁滩上没了麻雀，就用豆腐渣代替，吃得多了，感觉脑袋里都是豆腐渣，晚年也就不再有大作为。听完这个故事，班上有压抑着的偷偷笑声。这就是二伯的课堂，没法简单地用对和错去评判，生活、职场、社会又何曾不是这样?有自己的味道最重要。
二伯的味道在学问。他从没以为自己是作家、是专家，退休后自学国际音标研究方言，参与一大学教授的《湘方言辞典》编修课题。虽然数万字的文稿寄出后不知所终，却依然跟我说过十来次：你可以试着比对普通话和方言的演变，蛮有味。
而二伯最拿手的大菜，是对联。这些发表在屋廊门柱上的杰作，穿越了二伯的毕生所学所感，而给予他的回馈也是全方位的。那年我妈妈五十岁做寿，请二伯撰联贴堂屋上。他只是吞了吞口水，十分平缓地说出：先让一家子敬三杯;再过五十年满百岁。听完，在场的亲朋好友足足沉默了两分钟，随后就是叹为观止地一声声叫好。我没有出声。联想我所见过的二伯的上百幅对联佳作，我在思考这一切的因果。
二伯一生以读书为乐，有着扎实的古汉语根底。他对文字很讲究，不将就。他的古文学学养深厚，能以诗的激情和语言去熔铸他对联的美感意蕴。
经历什么，就铸造什么。与城里学者不同，二伯一辈子呆在一个叫孟公平原的十来公里的穷乡僻野。正如陈丹青在《幸亏年轻》回忆文章里说的：我至今不再尝到那来自泥土的鲜美，新割的稻米、池里的活鱼、才从菜园割取的菜蔬——洗过，碧青，热锅水沸，炉膛山柴爆响，烈焰熊熊。二伯的内心，与山丘田园农事融为一体，散发出大自然清韵的味道。他是个草木之人，他的文字不只是接地气，是独特土地上蓬勃生长出的土特产。
二伯是乡间鸿儒，是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执事者。从撰写对联开始，他是农村民俗活动的引领者和实践者。比如白事，从丧牌讣告、牌位、执事单的撰写，到引魂、放祭的全过程。比如结婚之类的喜事，他同时是礼仪官、主持人、证婚人，连酒席席位的排定，也要他到场。所以他的文字里，俯仰之间，尽是自在的生活和生命体验。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个大农村，二伯也是个半教半耕的农民。他不擅长交际，不打牌不喝酒无烟瘾。他的文字服务的是农民，农民虽然知识匮乏，但是懂得尊重知识。二伯面对他们，总能读出来自骨子里的虔诚仰望，这是他文思泉涌的动力。土房再破，茅舍再低，柴门再小，喜庆总不能缺少，祈愿总是那么饱和。
在文字的世界里，二伯不再是农民，他是鸿儒，是大师。一笔在手，倚马可待。
这就是乡间大儒，已经在乡村消失或者正在从我们身边渐行渐远的背影。
他们走了，乡村的大门上少有手写的对联，而是千遍一律的华丽印刷体;
他们走了，带走传承千年的民风民俗和吐故纳新的种种技巧……
我想，乡村振兴宏大的叙事里，应该有乡间大儒文化的振兴，而不是到处机器打印出来的冰冷的文化墙。
所幸，我上过一所叫“二伯”的大学，课程的精髓，概括起来是四个字：静水深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