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文

　　父亲走后的第十年，我坐在书房里翻看自己写的医学著作，窗外是夏日的风，忽然想起那个黄昏的资江边上，父亲弯腰投饵料的背影，被夕阳拉得很长，斜斜铺在水面上，随波光一起晃。他那时背已经驼了，可投饵的动作还是那么稳，手指捻着饵料，一颗一颗，像是数着日子。我这一生见过许多背影，只有他的，刻在最疼的地方。

　　父亲十四岁离家学理发。走时是个瘦小的少年，背着的包袱比身子还大。三年的学徒生活，他很少提起，只说“吃多不行，吃少也不行，做快不行，做慢也不行”。说这话时，他的眼睛望着远处，像是还能看见那个让他无所适从的店铺。有位大娘断言他学不成，说“他要是学成，我从岩上跳下去”。父亲没有反驳，只是日复一日地磨剃刀。冬天的凌晨，刀刃冻得粘手;夏天的午后，汗水滴在磨石上，嗞嗞地响。许多年后，游家镇的人都爱找他理发，说他剃刀过处，干干净净，比别人的舒服。只有我知道，那三年里每一个天亮前，他都在黑暗里一遍一遍地练，直到虎口磨出茧子，直到剃刀像长在手上。

　　修湘黔铁路那年，父亲报名去做义工，给民工理了三年发，分文不取。回家时瘦了一圈，却带回一口袋的故事。他说那些工地上的人，理完发对着小镜子笑，他就觉得值。他没读过什么书，只上过几天夜校，却能把往来账目记得清清楚楚。我至今保留着他用过的一只碗，碗底刻着一个“李”字，一笔一画，极慢，极认真，像是把全部身家都刻进了那一道深深浅浅的纹路里。那种对“自己的东西”的珍视，朴素得像地里的庄稼，却也倔强得像地里的庄稼。

　　我每一次远行，父亲都要送。从家门口送到村口，从村口送到车站，一程接一程，像是不肯让路断在那里。我劝他回去，他总说“再送送”，说的时候不看我，眼睛只看着前面的路。到了车站他就站在那里，等我上车，等车开走。我从车窗望出去，他一点点变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融进站台灰蒙蒙的背景里。那个背影没有朱自清父亲爬月台的笨拙，却有一样的牵挂。只是我父亲从不回头，也不挥手，就那样站着，站成一棵树。车开出很远，我还能在反光镜里看见那个孤零零的影子。他不说再见，大概是怕说了，就真的再见了。

　　每年资江涨水，父亲就去网鱼。有时空手回来，也乐呵呵的。儿子儿媳妇和孙子们一回家，他天不亮就去江边投饵料，站在岸边等鱼上钩的样子，比谁都高兴。他对我们的学习管得严。他自己不识字，却知道看分数，知道数墙上的奖状。那时我不懂，他为什么那么在意一张纸。后来我在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了五十四本著作，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才明白他当年在乎的，其实是一个孩子能走多远。他用自己的脚丈量过，知道路有多长，所以才一次又一次地送，想让自己有限的力气，变成孩子脚下多走一程的底气。

　　如今儿孙满堂，有从事国际贸易的，有在医院工作的，有营销酒业的，有做房地产装饰的，还有上高中、小学、幼儿园的。个个在不同的岗位上，做着各自的事情。父亲若是能看到，大概又会站在资江边上，乐呵呵地投饵料了吧。他一定还是那个姿势，弯着腰，一颗一颗，不急不躁。江水年年涨，他知道鱼会来。

　　只是那个背影再也看不到了，可又好像处处都是：在每个孩子认真做事的专注里，在每次家人围坐的欢笑里，在不言不语却始终如一的坚持里。朱自清的父亲用几个橘子留下了一个时代的背影，而我的父亲用他的一生，留下了一个家。

　　十年啦!每当我远行，每当我写字，每当我在资江边看见捕鱼的人，那个背影就会从记忆深处浮上来。弯着腰，投着饵，一程又一程地送着，从不说再见。他不说，我就假装他还在那里。江边的风还是当年的风，只是吹过来时，我替他把那个“李”字，又描深了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