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涟源 杨卫星

　　双休日回杨岭老家，一有空就往屋后山里跑，老婆问我:“一回来只见你往后面山里跑，那里有金子捡?”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的，确实有金子捡，老家屋后是‘金山’”。

　　老家屋后是“金山”。因为这里长眠着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的人生就是一座”金山”，其中有令我们警醒自律的人生哲理，有让我们受益终生的处世之道，简直是取之不竭的“金银宝库”。

　　爸爸杨伟贤是解放初期的高材生，擅长诗联、书画，懂英、俄两国语言，吟诗作对，样样精通。他早期投身革命，参加清匪反霸，只身闯龙山，智勇斗凶顽。五十年代末，他弃武从教，担任美术教师，加班搞布置，下乡搞宣传，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从不讲半点报酬。他酷爱诗联，尤以嵌名联擅长，妙趣横生，邻里乡亲红白喜事，都请他撰联题对，他总是有求必应，不计报酬。他自学油漆业，技艺精湛，总是热心服务，保证质量，恪守信誉。有些困难户无力付款，他便自掏腰包代付，决不让集体吃亏。后来担任大队“赤脚医生”，他深夜出诊，从不叫苦，也不要队里记加班工分。他一生“落皮叶子怕打了脑壳”，不管别人如何冤枉他、错怪他，甚至欺负他，他从不去争长论短，只是一笑了之：“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吃亏是福。”

　　妈妈虽然出身大家闺秀，但一生勤劳俭朴，吃苦耐劳;性格刚毅，文武双全;教书育人，任劳任怨;相夫教子，声名远扬。1957年“大鸣大放”，妈妈因向学校领导提了几点“意见”而被打成右派，蒙冤负屈。爸爸也因此受到株连，和苦命的妈妈一起被遣送返乡，回到偏僻的杨岭老家。爸爸忍气吞声，毫无怨言。

　　爸爸积劳成疾，九死一生;妈妈忧气攻心，英年早逝。我对他们二老没尽半点孝心，尤其是对妈妈我更是心存愧疚，抱憾终身。

　　记得六十年代初期过苦日子，缺衣少食，我们全家五口人才用一个铁皮罐蒸了半斤米，其余都是红薯、杂粮，甚至是野菜。大人们都出工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一次，我饿了，没等他们回来，就将铁皮罐里饭表面那层硬皮轻轻挑开，然后把下面的饭扒出来吃了，又把饭皮盖好。为了逃避妈妈的惩罚，我只好躲到屋后的山里去。真没想到，妈妈发现后非但没有打我骂我，反而之后每餐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饭全部省给我吃，自己就吃些红薯、杂粮和野菜充饥。

　　后来生活略有好转，每人每天三两米，可妈总要省出一两米给我吃，因此，院子里的人给她起了个绰号叫“二两米”。

　　七十年代初，我上了初中，喜欢文体活动，既是文宣队的主角，又是体宣队的主力，天天呆在学校里。爸爸早期丧失体力劳动能力，两个姐姐出嫁，妹妹年幼，家里的重担全都压在了妈妈身上。妈妈白天出工，晚上做家务，起早贪黑，加上莫须有的“右派”帽子压着，使她心力憔悴。有一次她患重感冒，畏冷发烧，四肢无力，她要我去挑担水，我却饭碗一丢，径直往学校里跑了。妈妈只好霸蛮自己慢慢地挑，才200米的路，她挑挑停停，歇了5次才到家。每每想起这些，我心如刀绞!

　　由于我一心扑在学校里，家里的事完全没管，有几次妈妈实在忍不住了，就骂我，我不但没有好好安慰她，反而恶言恶语顶嘴，气得她眼泪肚里落……

　　爸爸妈妈生前节衣缩食，但非常爱美，栽花种草，美化环境，有口皆碑。他们的坟头虽然每年清明我们都清扫了一遍，但还是长满了杂草、竹鞭、树根。今年春节后，我利用双休日，将爸妈坟头的杂草、竹鞭、树根全部挖掉，种上了兰草、水仙花、美人蕉、冬青草等，周围还栽上了松柏，这样，一来好让爸爸妈妈九泉之下“睡”个 舒服“觉”，二来也想以此弥补我对二位老人深深的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