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笔者首次报道《桃花源新发现》，让人们知道了奉家的下团村就是陶渊明笔下真实存在的桃花源，随后笔者又先后多次到奉家和天门采访，对这个崇山峻岭外人极少知道的山乡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个民风淳朴，风光旖旎的大山深处依然保持着两晋时期的隐士风情，当之无愧是最后的隐士王国。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无所谓隐居。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或遁迹江湖经商，或隐于岩穴砍柴。奉家有清以来族谱明确记载，奉氏先人为秦孝公长子虔，因反对商鞅变法遭政治迫害率邑人逃至此处，隐居下来，与当地土著居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作为皇族当然是属于当时最高一级知识分子，他们可说是有记载的最早的隐士了。

　　而奉家天门作为地理位置来说也是隐居的绝佳场所，以新化、安化两县为中心的周边山区的深山幽谷中，以前出现过一个没有君主，不服徭役的部分南蛮，荆吴人，百越人和逃亡的汉人相互融合而结成的一个社会群体——莫傜。莫傜这一名词最早见于《隋书。地理志》：长沙郡杂有夷蜒，名日莫傜，自云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而附近的紫鹊界梯田更有“天下大旱，此地有收;天下大乱此地无忧”之说，且不服王法不纳傜役，不正是隐士们理想的隐居之所么?

　　时至今日，奉家仍有隐士被人发现惊动天下，当年毛主席的警卫员奉孝同退役后悄然回到奉家深山，不求名不求利，在此一隐五十四年，作为当年的“御前侍卫”，可以说是当今最有名的隐士了，也只有奉家这片神奇神秘的土地才能成就其隐居的条件。

　　历史上隐逸的根源在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应该鞭挞的正是这一批独夫民贼和卑鄙之徒。《南史·隐逸》有云：“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天下事，能努力的，当然应该努力，但有时是努力而无济于事的。苏东坡《大臣论》有云：“天下之势，在于小人，君子之欲击之，不亡其身，则亡其君。”结论曰：“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势然也。”

　　中国最早的隐士一般认为是许由和巢父，他们都生活在尧舜时代，晋·皇甫谧《高士传》中“许由洗耳”和“饮犊上游“的典故讲的就是许由和巢父一起隐居的事。真正的隐士原本并不带有任何愤世嫉俗的激进思想，他们安于隐的志趣，享受生活，怡然自得，既在生活里陶冶性情，又在生活里感悟和思考自然万物的规律，最终把自己的思想付之于笔墨，著述成册。这就是《老子》和《庄子》的由来。到两晋时期，由于政治黑暗，许多士大夫对当朝的失望，转而迷恋老庄之学，使隐士之风盛行，最著名的便是“竹林七贤”，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出路单一，读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做官，如果不做官，那么唯有隐居著书这一条路可以表明他们是知识分子，而非一般世人了，许多知识分子便因此而留名百世。

　　从秦公子虔率邑人至奉家起至今，期间诸多战乱，逃入奉家者不知凡几，他们中有难民，有将士，有罪官，有犯人，他们逃至这里远避官府，与当地居民过着怡然自乐的世外生活，一代又一代延续着中华民族的隐士文化，把这里打造成了今天依然鲜活的隐士王国。过去的小农社会里产生过隐士，当社会行政化之后，隐士被消灭了;现在行政正在日益退出社会，还原社会自生性、自发性，社会又像个社会了，奉家也日益成为都市人向往的休闲之地，这样即使有了新隐士我们也不奇怪了。许多退了休的老人遨游山水，探访名胜，唱歌跳舞，结伴联欢，习书作画，怡情悦性，不再把身外事看得过重，所谓“高位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这种态度不就是深得陶渊明生活的三昧么?(林惠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