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小孩生出来，有吃有穿能养活就行。我出生的时候，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父母皆为工人，从幼儿园到小学，妈妈说最重要的就是吃，三十元一月的工资，先把吃的买足，其余都是次要的。

　　我是家里的老大，读小学时，爸爸把他不用的工装给了我，记得当我接过那身满是补丁的工装时，妈妈说，爱惜着穿，有身衣服不容易，这个还是爸爸省下来的，别把布弄破了，家里没有缝纫机，到人家那打补丁要钱。妈妈的脸色很严肃，容不得半点亵渎。孩子，擦破了皮或者掉块肉还能长好，衣服是不能把它弄坏的，妈妈又叮嘱。所以，当我穿上那身明显肥大的旧工装上学时，心里总是很谨慎，担心把衣服弄破了。偏偏一些调皮的同学看出了这点，我越怕，他们越来欺侮我，等我不注意，不是把我的扣子扯掉，就是把衣服的线拉断。偏偏我这人心慈，骂都不敢骂句狠话，像一个受尽了婆婆气的小媳妇，一个人孤单地缩在教室的角落里啜泣。但我永远是课堂上最好学的学生，举手回答老师问题的总是我，因此，我常得到老师的表扬。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求每一个学生购买一套校服，要十来块钱。这个消息让我很压抑，我不敢和家里说，因为，父母的工资除了要负担我和尚在婴儿期的弟弟，爸爸每月的工资都邮回了家乡，养活奶奶和一大家子人。妈妈很坚决地说：没有!要不你辍学!泪水在我脸上肆意横流。我心一横，晚饭都没吃，就去了学校，我是值班生，打开教室的门，进去“砰”地一下关了，趴在课桌上，哭哭啼啼迷迷糊糊睡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醒来，妈妈找到学校，把情况和老师说了。班主任做了个大胆的决定，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谁的成绩第一，奖励他一身标准的校服。听到消息的我喜出望外，我终于有了拼命学习的理由。考试的结果，我和班上另一位同学并列第一，那位同学把老师私人出钱订制的校服让给了我。咸咸的泪水直往我嘴里流，流进了我肚里，我要让苦涩的泪水在我心里成为怒放的花。

　　校服穿在身上，不仅神清气爽，而且是我的劳动所得，凝聚着老师和同学的期望。本来就标标致致的我，整齐的校服一衬托，容光焕发，很是精神，我告诉自己要加油。五年级快要毕业的时候，爸爸的老家遭了大灾，政府号召学校师生捐物捐款。而我作为一个学生，唯一的财产就是那套靠学习挣来的校服。我是怎么也舍不得捐出去的啊!当时家里的顶梁柱爸爸因为胃出血顽疾被医院连连发出病危通知单，妈妈腾不出手来管我和弟弟。我和弟弟又是长身体的时候，爸爸不穿的旧工装我勉强可以穿下了，弟弟就穿我幼时穿过的衣。

　　校服我捐了出去，没有一个补丁，没有一处脏的地方，像新的一样上了开往灾区的货车，泪水在我眼眶里一圈圈地转，像玻璃球，就是不滴下来。

　　贫困是一个人生活最好的老师，我和弟弟终于如愿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过上了小康日子。工作服很漂亮，赛过往年的任何一件衣。为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单位组织歌咏比赛，要求我们必须盛装出席，我早早就网购了一套价值数千元的西装，蝴蝶结一系，配上挺刮的白衬衣，再穿上镜子一般发着光的皮鞋，在歌咏比赛上大放异彩!我把这身衣服命名为：小康华衣!(梁文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