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老同学曾经对我说：你真是“老来红!”这句话，至少道出了另一个信息：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是不红的。
我1963年3月5日出生于新化县科头公社胜利大队。小时候无忧无虑，并没有像很多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那样，觉得六十年代是那么穷苦不堪。有贫穷的感受，是从一九七八年读高中开始的。那时我十五岁，正长身体，每周从家里带三升半米到学校，兑换成餐票。学校的饭是用晚稻米蒸的，颗粒长，软而香，蒸的器皿是土钵子。三两米的饭不够我吃，每次饭一拿到手，就到操场里边走边吃，尽量省着吃，一口吃一点点，不要一下子就吃完。但怎么也觉得不够，有时忍不住，只好再打一钵。那就是六两米。家里是肯定供应不起的。我在学校时时都有饥饿感。
但这种饥饿的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因为一个学期以后，学校让学生自己打米蒸饭，自己带饭盆子。有的同学还在饭盆子里放一个很大的红薯，这样就吃得更饱了。但也有盆子里米放得很少，简直是吃稀饭的。
高中读了两年，又复读了三年，以后基本上没有感觉到吃饭成问题。
真正感受到贫穷的压迫，是在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
一九八六年，我从师专毕业当了中学教师，一个月的正工资是五十二元五角。还有其它的一些补助，加起来是七十七元。这个时候，不在体制内工作的人，赚钱的门路已经很多。而同样是当老师的人，那些在县城教书的，也有办补习班等很多的生财之道。而在农村中学教书，又没有经济头脑，只拿着那七十多块钱死工资的我，过得非常拮据。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我参加工作三年后，有一次回到家里，当时只有父亲和我两个人在家。到了晚上，火熄了，又停电，要点上煤油灯或蜡烛照明。父亲到处找火柴，没有找到，然后让我到村里的小卖店去买一盒火柴回来。那时一盒洞口火柴是两分钱，我摸遍全身上下也没有找到两分钱。父亲见状，只好说算了。我想，父亲一定觉得非常悲哀。儿子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是村里公认为最有出息的孩子，现在工作了三年，居然身上连两分钱也没有。换作任何为人父母者，都会难过。
一九八九年年底，那个时候，很多单位已经发年终奖金了。而我所在的中学发多少奖金呢?发三十块钱。我们学校一个老师家里是做鞭炮的，一挂一万响的鞭炮是三十块钱。父亲喜欢放鞭炮，我就用这三十块钱向那个老师订了一挂鞭炮。我在家里吃住一个寒假，个把月时间，给家里的“贡献”就是这一挂鞭炮。至于工资，早就“月光”了。
一九九三年，骨子里一直想改变自己命运的我，已经年近三十，且还没有结婚，又连续七年考研失败，便通过成人高考考上省城的一所大学，脱产进修本科。算是退而求其次，总算是改变了生存的环境。我把一天当作两天过，不管是学习还是学校的公共活动，我都满怀热情地参与。当了学校广播站站长、校报首席记者、校学生会干部，被称为“教院红人”。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珍惜生命，珍惜青春、珍惜时间，努力拼搏的结果。
但就像一首歌里唱的“三分靠打拼，七分天注定”，本科毕业之后，我也跟当时的很多人一样，搞了留职停薪，过上了打工的生活，有过“辉煌”，也有过困顿。
混到第三个本命年，有了女朋友，结婚生了孩子，我切身感到我在商海里混下去没有前途。于是好马也吃回头草，回到了“山还是那座山”的乡中学。一年后又通过公开招考，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调入县城的中学。
年近四十，我终于成了“城里人”。
也许是人生的阅历多了，也许是遭受的困顿太多了，老天要改善一下我。四十一岁那年，因为写作的原故，我的境遇渐渐得以改变。我成为一家市级媒体的兼职记者，这充分地发挥了我爱好写作的特长。在纸媒体红火的时代，我几乎一直都在搞新闻。直到新媒体发达之后，我才离开。我成了知名的记者，财富也随着知名度的提升而不断积累。我始终坚持写作，写作的红利也开始释放。可以说，我也成了知名的作家，当选为一个文艺家协会的主席。
这就是一个老同学说我“老来红”的原因。
老同学说我“老来红”，不是虚伪的褒奖，而是发自内心的感慨。
我的同学中，有不少是“少年得志”的，大学毕业之后就分到了机关，成为一名令人羡慕的干部。几十年来，不断地被提拔、变换着单位，一切都有保障，一切都很有脸面，生活在一个官场的圈子。比一般概念的“体制内”人要优越得多。官至“二巡”的虽然不多，但官至“二调”的人确实不少。
但在官场的同学，年过五十五，基本上也就“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从实职退下来之后，就更加清闲，甚至失落感油然而生。相比之下，我虽然一辈子也没有混入官场，但凭着一股子劲儿，依然斗志十足。年近六十，依然雄心壮志，理想远大，甚至颇有夺得文学大奖的“野心”。加之我每写一篇文章都喜欢发朋友圈、发群，每有一点鸡毛蒜皮的“喜事”就要晒一晒。我知道，官场之人对于这样做是忌讳的，有钱的人对此是不屑的，而我这种热爱写作、热爱生活的直率之人，却像楞头青年，我手写我心，我也不理会有钱人的不屑，不屑深沉人的深沉。于是，给人造成一种“老来红”的假像。
但我觉得，有一种简单、乐观的生活态度，就是真正的“老来红!”
(袁杰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