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罗辀重纪念馆开馆

　　□ 曾敏

　　陶龛学校是湘中地区近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由罗申田创建于清朝末年，迄今已有122年历史。陶龛学校在罗申田之子罗辀重担任校长时快速发展，培养了以宋希濂、罗尔纯、王工等为代表的几千名人才，曾享有“北有晓庄、南有陶龛”盛誉。其校址几经变易，但其校训“血性”以及“群、德、体、智、美”五育并举等教育理念依然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为新时代的基础教育改革提供着有益借鉴。我曾多次到访新老陶龛学校，并曾专程到贵州瓮安拜访罗辀重最小的女儿罗光玖老人，今读佘国纲老师编著的《罗辀重文集》《教育之神罗辀重》等书，不禁为罗氏这个血性家族的好家风而感动。

　　● 倾家办学，薪火相继

　　罗辀重的祖父罗信南钟爱陶渊明诗风，读完陶渊明诗集后，经常将诗集放到神龛上，便自号“陶龛居士”。他以赋诗讲学为业，很想办学，但家贫难致。1901年，陶龛先生之子罗申田考上举人后，为官多年，家境改善，便置田租240担创办义学，为纪念父亲，取名为“陶龛义学”，1906年改名陶龛两等小学堂，1912年定名陶龛学校，先后以罗申田住宅“画竹园”、陶龛先生之侄罗穆青所住“中义堂”和罗辀重之堂兄罗季则住宅“抚余山庄”为校舍。1920年罗辀重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重主校政后，又加捐田租100担为建校预备金，罗季则也将“抚余山庄”捐为陶龛学校永久校舍。1931年，陶龛先生之长孙罗仲渊见陶龛学校建筑经费困难，带头捐助，又见学校图书馆图书不多，便将家藏旧书万卷搬到图书馆供师生阅览。

　　在半个世纪中，罗家先后有罗芳青(1907)、罗仲渊(1908)、罗穆青(1910代理)、罗辀重(1912)、罗季则(1914)、罗伯虞(1917代理)、罗辀重(1920)、罗彦谋(1930)等人出任陶龛学校校长(堂长)，还有罗光璎、罗光琭、罗绍业、罗绳祖、罗昭华、罗新华等20余位罗氏后代担任学校的教职员工，可谓薪火相继、弦歌不绝。他们既主持陶龛校政，又担任教师，除了在学校吃饭外，分文不取。1950年，陶龛学校移交人民政府时，校舍占地40亩，校产田租340担，房屋百余间，藏书2万册，还有大量仪器、标本及其他教学用具。

　　● 服务之人生观

　　20世纪30年代，罗辀重鲜明地提出“改革师教”的主张，即“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只能抱一种人生观——即服务之人生观”。他说：“别的学校毕业的青年，可以抱任何各种不同之人生观：如享乐之人生观，升官发财之人生观，糊口之人生观，甚至消极厌世之人生观，都是各人意志的自由，唯独师范毕业生不然。”因为，师范毕业生是去当教师的，是“为人师表”的，教师的任务主要不是“教书”，而是“造人”，因此必须具备“服务之人生观”。

　　罗辀重聘师十分严格，但并不特别注重教师资历、文凭，而是重在“人品”。他把“堪为人师”作为聘师的核心标准，认为“教育者的理想性格，是以‘爱’为中心，而以服务、效劳为最高理想”，要求教师树立“三爱精神”即“爱教育、爱儿童、爱学校”，“三血精神”即“磨血(磨尽自己的心血)、呕血(呕尽自己的心血)、造血(为社会创造新的血液)”。他在为某中心小学拟订的“聘师之条件”和为陶龛学校制订的教师“聘约”条款中，条条蕴含着“为人师表”之意，如：教员“必须注重人格，以身作则”“应具有‘学不厌诲不倦’之热情”“施教不限于校内，教学不限于上课中”“负有纠正社会恶习之责”“应以全付精力对付受教者”“对儿童要有循循善诱之态度”“对同事要能推诚合作，一切以大局为重”“应有远大眼光”“不受物质诱惑”等。

　　罗辀重不仅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他谢绝了当官、当议员的邀请，回到家乡当一个清贫的校长。他将全部家产变成校产，甚至连从美国带回来的照相机和几百张明信片也奉献出来作为教学之用。他30余年间，每天从早到晚，忙于校政，忙于教学，将全部精力用于陶龛学校的师生，真的是在“磨血、呕血、造血”。正因为罗辀重率先垂范，整个陶龛学校的教职员工人人尽职尽责，乐于奉献，同心同德，教育质量获得当地群众认可，教泽世延，桃李芬芳。陶龛学校被时人誉为“诗的环境，诗的生活”“小学教育的唯一灯塔”。

　　● 世代践行“血性”家风

　　1922年，为了纪念不畏强暴、牺牲为国的父亲，罗辀重在反复思考的基础上，为陶龛学校提出“血性”校训。今人一听“血性”，望文生义，产生误解，以为是“好勇斗狠”，这与先贤的理解相差甚远。“血性”究竟是什么?梁启超说：“血性者，人类之所以生，世界之所以立也。无血性，则无人类无世界也。”他又说：“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一国之人各自放弃责任，则国必亡……此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无血性”。

　　罗辀重对“血性”有更深的理解。他说：血性就是吾国固有之美德“信义”，是“唯一教人教己”的方针。“信”即诚而愚，要求做光明正大、诚实本分之人;“义”即为他不为己，要做见义恐后、见利恐先和敢于牺牲之人。所以，教师之责在于教人“求真”，造就“诚实而率真”“尽职又尽责”的血性之人。他“生为教育，死为教育”，一生为了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以血性自律，以血性育人，立志于“给孩子们一生最好的开始”。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积极开展抗战宣传，发动募捐，组织劳军慰问，后来自己参军入伍，还带了25名陶龛学生当兵。解放前，他又将自己的四个儿女送去参军，无不体现了他的“血性”精神。

　　自1922年他将“血性”定为陶龛校训，此后数十年中，陶龛学校之教育精神无处不表现为“血性”，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血性”学子。全国第七届人大代表、以“血性律师”美誉闻名海内外的王工，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正如王工所说：“如果说梁启超是血性启蒙宣传家，那么罗辀重当之无愧的是血性启蒙的实践家和教育家。”

　　罗辀重最小的女儿罗光玖是解放前参军的离休干部，继承了父亲的“血性”家风。她和后代动情奏唱《陶龛校歌》，为我们赠送“血性”绣作。当我们将她弹奏的电子琴误作钢琴，将她绣的十字绣误作刺绣时，她再三要求我们说明，并强调“一是一，二是二，不能有半点虚假”。她为娄底的孩子们题字“学做血性人，为祖国争光”。得知罗辀重纪念馆复建的消息后，年届九旬的她很开心，热情满怀地动员罗辀重的后代返乡参加开馆仪式。罗辀重的其他后人也安居乐业，子孙昌盛，证明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