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洲

　　毛主席逝世的1976年，也是我们在贫困乡村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的一年。

　　1976年春节刚过，邵阳地委宣传系统社教工作队入驻洞口县横溪乡大竹大队，全队9人，由地区教育局副局长朱求林同志任队长。

　　我分配到山下生产队，队长王一来是“土改”根子的儿子，单瘦个儿，大公无私，不善言语，只顾事事带头干的中年人。王队长文化水平低，未见外面世界，领导的生产队，生活水平低下，年年粮食不能自给，又无其他副业门路，队里无干部、工人等家属投资，丰年里加上瓜菜，勉强能过日子。

　　生产救荒

　　我感到队长家温饱难继，全队社员家情况也不相上下。王队长担心地对我说：“陈干部，去年欠收，全队到新粮上市还差一个月左右口粮，怎么办呢?”

　　面对现实，我思考良久，认为民以食为天，工作队员所在的队里饿坏人，绝对不行。我说：“大家商量是不是把山边地借给社员，种瓜种豆种蔬菜，生产自救?”王队长说：“怕上级晓得了，我队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决定召开队委会商量借地的事。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召开了队委会，大家一致同意借地。我强调说：“告诉社员，谁说出了借地的事来，谁负责全队人生活，我受处分是小事，队长队委们都会受批判。”最后起草了一份借地协议，大家签名盖手印。借地只借一季，种上南瓜、萝卜等蔬菜。

　　借出的地里蔬菜都长得很好，但有的蔬菜生长期长，远水救不了近火。生产队得在新粮上市前，为了社员家不断炊，社员可以求亲靠友渡荒，但有这种资源的户很少。队长找我有没有办法到外地借粮渡荒。我找工作队长汇报，他也无良策。我回到队里左思右想，想到我同事的爱人在洞口桥头镇当副书记。我们由公社开了介绍信，王队长和我赶到几十里远的桥头镇，恰好徐副书记刚从娄底返回。我俩交出介绍信，说明来意，徐副书记满口答应，到附近有余粮的队借粮。队长写了借条借稻谷2600斤，我在条上签名担保，保证秋收后保质保量如数送还。借粮成功，不会饿坏人了，我好像做了件大事一样，心情舒畅。

　　猎户投资

　　山下生产队有户叫张喜午的社员，一家三口住在雪峰山里。他父亲曾是猎户，喜午继承了父亲的打猎技术，会设卡装套捕捉野兽，不需在生产队出工，只投资分粮。

　　为了准备晚稻化肥，端午节后王队邀我和他一起到雪峰山里找张喜午收投资款。我俩走了十多里弯曲陡峭的山路，才在半山腰中找到一栋用树皮盖的木架小房，张猎户正在房中修理绳套。我俩说明来意，张喜午高兴地说：“你俩来得正好，昨天刚套的黄麂，肉还很鲜，吃了麂肉再回去!”他又说：“不瞒你两位，猎人只要勤快多装些机关，东面不着，西面着，野味可当饭吃，只是米饭难得，有粮也要挑几十里路才到山中。”

　　不久，猎户老婆就端上三土钵热气腾腾的麂肉放在粗木桌上。麂子肉鲜而细腻味道也好。张喜午说：“对不起，没米做饭，麂肉少了锅里还有。”吃了麂肉喝了自制茶后，我提议到猎场去看看。张喜午高兴地说：“近山知鸟音，近水知鱼性。我住在山里，对野兽的习性多少了解些，设卡装套很少放空的。”我们走了约三百米山路，只见一根碗口粗的楠竹弓下处，竹上钢丝绳吊起一只一两百斤的野猪后腿，半悬空中。张喜午见状高兴地回屋取猎枪。

　　时间已到下午三点多钟，我俩得赶回队了，张喜午从他老婆手里取了350元投资款交给王队长，顺便给王队长一块麂子肉，王张队写了张收条，我俩高兴地往回赶。

　　时间过得真快，毛主席他老人家离开我们49年了，我也由壮年步入耄耋之年，但1976年9月11日大竹大队设的毛主席灵堂里，人们排队吊唁悲痛的表情历历在目。不久后，党中央英明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闪电般传入人民心中，工作队再也不必寻事搞批判，放心为群众办实事，正大光明，心情舒畅。

　　近半世纪前的社教不再存在，我在幸福晚年生活中，常常想起山下队社员(现应是村民)，他们的生活一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